记者 朱杰

在上期《曹家渡社区晨报》里，记者通过采访张家宅的老居民，让他们集体追忆了在张家宅的生活情景。那时候，大家的经济条件普遍都不好，住的房子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但邻里间的关系十分和睦，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大家都说张家宅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地方。此外，上期内容还刊登了一位家住三和居民区的老人写的《家住张家宅》，本报分两期进行刊登。

老上海人都知道，上世纪70年代，阿拉上海人结婚时讲究“三转一响”，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到了80年代，“老四件”也被“新三件”（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取代。但除了这些“标配”外，小两口结婚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房子了。本期内容紧接上期5版，继续给大家放送文章里的主人公为结婚，四处奔波忙碌房子的事情。

对门住着一位绍兴阿姨，客客气气的，见人一脸笑。自从和邻居关系闹僵以后，整幢大楼没人理我，心里确实也不好受，唯有这位阿姨始终如一，经常问长问短。阿姨在食堂做，上班下班家里家外都是“伙头军师”。

有天下班回家，看到阿姨在灶间忙碌，我像往常一样跟阿姨打招呼。阿姨边炒菜边问：“最近有女朋友在谈吗？”我说没有，阿姨晓得我之前谈的朋友吹了，见了面就一直这样问，成了口头禅。回到家里，迎接我的除了冷锅冷灶，还有墙上的自勉条幅：何以解忧，唯有书画，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搏”字是位小学生帮我纠错改过来的，原来写的是“博”。

画画是我的平生爱好，就像人家喜爱收藏集邮一样。我喜欢徐悲鸿的奔马和刘海粟的黄山图，有时候看得手痒，就铺开宣纸依样画葫芦，那雄健的骏马在广阔的草原上纵横奔驰，抒发志在千里不甘伏枥的抱负和志向。

上世纪80年代初，电视机可是个奢侈品，有海外关系人只要带只彩电进来，那是非常“扎台型”的。弄堂的石库门房子，一家挨一家，前门对后门，谁家有个电视机就成了小型放映院，一到晚上，弄堂的老老小小挤在电视机前里三层外三层，主人先小心翼翼掀开为电视机量身定制的布罩，旋开按钮，满屏的雪花和嘈杂声，然后是跳上跳下的黑白条纹，大家摒着气，安静的空气都停止了流动，图像终于出来了，人群中爆发出“哇”的一声，主持人出现在屏幕上。

阿姨家有电视机，每当有好看的电视节目，阿姨家爷叔就会来叫我一道看。有天晚上，电视上直播中国女排的比赛，爷叔又来叫我了。阿姨边看电视边和我说，食堂里分进来个小姑娘，是回沪知青，问我想不想谈？爷叔就在旁边怂恿，谈谈看嘛，说不定就有缘分呢，阿姨说：“想谈的话，明天就帮你去问问看，”我说没房子谈了也是白谈。阿姨就开导我，这也不能一概而论的，有的小姑娘看重的是人，有的小姑娘眼里只有票子房子，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的。

被阿姨这么一说，我也就答应了。隔了几天，阿姨告诉我，说这个小姑娘看重的倒是人，不过你是谈不了啦，人家在插队时就谈了朋友。但是还有希望，她有个小姐妹，正好没朋友，我已帮你答应了，也约好了时

间。

阿姨告诉我，小姑娘叫小妹，晚上在读函授班，要等到她放学以后，地点是在北三小学。阿姨建议我约会时不要戴眼镜，说戴着眼镜太老气了，而且要被人家叫做“嘎亮”，我说不戴眼镜走路有点脚高脚低，万一再看错人就尴尬了。阿姨说：“第一印象很重要，你本来年龄就不小了，再戴副眼镜就更显老气了。”好好，听阿姨的话，我马上摘下眼镜。

小姑娘下课要很晚，我在家也像猫爪抓心，不如就早早地去等她，在学校门口，很无聊地数着北京西路川流不息的车辆驶来驶去。学校门卫见我一直憨憨地站在那里，就过来和我搭讪，问我：“来接孩子啊？”我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一回神觉得不妥，忙又说：“不是不是。”本来双方介绍人都要来的，巧了都有急事。出门前，阿姨告诉我小姑娘大概什么模样，穿什么颜色衣服，手里拿个什么东西，当然对方也把我的特征告诉人家，弄的像地下党接头似的。

终于等到下课铃响，人流像潮水般涌出来。我睁大眼睛，目不暇接地盯着从我身边走过的男男女女，像一群鱼儿从我身边游过去，等到人都走光了，教室的灯也熄灭了，那个叫小妹的女孩始终没有出现。

我无精打采打道回府，正想着也许人家今天没来上课，抬头一看，前面有个女孩在慢悠悠地走着，人的大概特征和阿姨说的差不多。我紧走几步，在后面叫她名字，但不敢叫得太响，生怕被旁人听到不好，女孩听到有人叫她，没有回头看，只是站住了。我赶紧走上去，因为没戴眼镜，又是晚上看人模模糊糊的，凑近看了下她的模样，她忙把脸别过去，但是我还是看到了，觉得有点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自我介绍后，我又说了绍兴阿姨为什么没来，她说：“我知道的。”我说我早已等在这里了，可能刚才人多，看花眼了，结果没等到你。她说是吗？听口气她可能以为我迟到了。我还想说说我的工作情况，她似乎有点不感兴趣，就说明天要老早上班，意思是要回去了。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猛然想起这女孩不是菜场里那个卖盆菜的营业员吗，啊呀，为什么没有早点想起来，我恨不得马上追上去，告诉她我在她柜台上买过盆菜，可是晚了，人家已经走远了。

回来之后，我把第一次和小姑娘见面的事情和阿姨说了下。阿姨觉得第一次见面，双方难免有些拘谨。过了一个礼拜，阿姨通过介绍人又帮我约了第二次见小姑娘的机会。阿姨说这次要穿西装，好好拗拗造型。

那年代看到大街上有人穿西装，总认为只有成功人士才有资格穿，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万元户”炫耀身价的，其时有一部风靡上海滩的电视剧《上海滩》，风头正劲，许多人痴迷的自认就是许文强，头戴礼帽，西装革履，再披件风衣，在南京路上招摇过市，左顾右盼，希望听到有人叫“强哥”。

尽管心里很别扭，但还是听了阿姨的话，就到南京路上买了件出样的西装，因为挂在橱窗时间长了，领头和肩上都落了灰，这样就可以打折好便宜些。回家后掸掉上面的灰尘，揩掉上面的迹浊，穿在身上，站在镜子前横照竖照，正宗就是个小丑，怎么看都像卓别林。

上海人都晓得牛奶棚，在江宁路昌平路口，是吃西点喝咖啡的地方，现在想起来很一般，在当初是算有点档次的。这次和她约了在牛奶棚见面，我提早订了靠窗的座位。本来她是不想来的，因为初次见面我形象太巴，“洋泾浜”上海话老是豁边，一看就晓得是十六铺上来的，小姑娘有点“嘎门”，多亏知青小姐姐一再劝说，才勉强答应再出来一趟，算是给了小姐妹面子，也是再给我一次机会。

不一会，见她姗姗而来，待她坐定，就招呼服务员，送上香气四溢的咖啡和西点，我用调羹慢慢地搅动咖啡，嗅着咖啡散发的醇醇浓香，西装衬托起我的风度，自然而然地就有了点万元户的腔调，但她好像没注意到我今天的“行头”。我倒是仔细看了她两眼，比上次更加秀气可人。

我知道今天是没戏了，尽管喝着咖啡，吃着西点，但是味同嚼蜡。邻桌几对情侣交头接耳说着悄悄话，唯独我俩和这样的气氛格格不入，给旁人看上去我们来错了地方，碍于礼貌，双方都没有马上起身告辞，虽然结局心里都清楚……

有的事情偏偏就这么奇怪，叫你想不到也猜不着，瞬间万变的生活远比小说里的情节还要出人意料。十分乏味的牛奶棚约会结束了，我俩走出来，过条马路即将分手，走到十字路口碰到红灯，就和行人一起站那里等着。

可能等得时间长了，她觉得有点尴尬，就没话找话随口问我：“你平时休息在家都做些什么？”我说：“一个人，也没什么家务事，除了上班，平时在家时就是写写画画，”她听了似乎有点意外，就问：“你还会画画？”我说：“画得不好，就是个爱好。”她问我画了几年了，我说从小就画了。

这时候绿灯亮了，我们随着人流过了马路，该是分手的时候了，我们都在等着对方说出那句话，可是我们谁都没说。我站在那里，刚才的话题意犹未尽，有点不舍地看着她，看得她都不好意思低下头，路灯像个月下老人，默默地注视着两个年轻人剪纸般的身影，悄悄地送着祝福。她终于轻轻地开口了：“我也喜欢画画，我现在读的函授班就是书画课。”我听了不由得怦然心动，忙说：“我们可以一起切磋交流了。”她应了一声“好的呀。”志趣相投，爱好偶遇，仿佛一根红丝绳牵起两颗年轻的心。

马路对面的夜排档热闹非凡，外乡人的柴爿馄饨，生意红火，三五行人擦肩而过，穿着喇叭裤，拎着四喇叭，放着声嘶力竭的流行歌曲，眼前的一切都这样美好，这童话般的夜晚是属于我们的。我轻声问她：“明天要上班吗？”她低头含笑说：“时间还早呢，我们再走走吧。”

周末的日子，我俩骑着自行车，带着自备的午餐，背着画夹，到郊外写生。夏日的荷塘边，我画一对鸳鸯戏水，她画朵小荷含苞欲放，画累了，我仰面躺在草地上，看着蓝天白云，听她讲着童年往事。

小时候的她，胆子特别小，一个人不敢走出弄堂，只有小伙伴相约才敢跟出去“疯”一回。沿着康定东路走到恒丰路桥，她不敢再走了，大声叫着同伴，说闸北有许多拐小孩的，她们趴在恒丰路桥的护栏上，垫起脚尖，看苏州河来来往往的船只，机帆船上有只烟囱管，发出“突突突”的声音，喷出串串的黑圈，飘散着一股煤油味，尤其在经过桥肚时声音特别的响，船上装的满满的货物，沉重的船边都碰到水了。

自从和小妹相处以后，我已慢慢从忧郁的雾霾中走出来，走到了一个朗朗乾坤阳光灿烂的世界，有个心仪的人牵挂着是幸福的，也是最好的疗伤良药，往事已如烟散去。人逢喜事精神爽，现在又具备了搭建的条件，我重新翻出搁置已久的搭建计划，很快，小妹家的证明没几天就办好了。

邻居关系也有了改变，上海人是讲究规矩的，你哪怕买大饼油条都要依次排队，不能插档。由于自己初来乍到，不谙世事，把父亲几十年良好的邻居关系一下搞僵了，经历了生活的碰撞磨合，感悟到先做人再做事的道理，我从心里感激邻居们，是他们帮我上了社会大学的第一课，教会了我在陌生环境里如何生存。现在需要邻居们帮忙了，而且这签字盖章一家都不能少的，他们没有为难我，他们让出公用的地方，帮我圆了住房梦。

拿着盖满图章的申请材料，我兴冲冲地走进房管所，那位负责人正在看报，我双手奉上搭建材料，请他过目，心里满满的期待，他接过材料，拿眼睛瞄一瞄，然后又还给我，说：“晚了，搭建已经结束了。”犹如一记闷棍，我被一下打懵了，搭建成了白日梦，这几年奔波劳碌，现在尽付东流。最后负责人见我还是不走，就叹了口气说:：“你留个电话给我，一有消息，我马上联系你。”我把材料递给他，他接过材料说：“帮你保管可以，但是话要说清楚，因为不可能为你一个人再去启动一个项目。”

自从到了上海后，已经多年没回老家看看了。哥哥姐姐很牵挂，中秋节前夕，哥哥写信盼我回去团聚，并说最好带上女朋友。我把信给了小妹看，当时她未置可否。几天后，她拎着大包小包过来，说是送给哥哥姐姐的，并告诉我她爸妈同意了她和我一起去。

当我一踏上家乡的土地，心底的那股亲切感无法形容，那熟悉而又温婉的乡音，感觉人人都是我的亲人，让一个闯荡他乡的游子，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几年前离开家乡的那一天，我在码头边暗许心愿，不管在外面混得如何，请不要让我一个人回来！如今我回来了，身边多了一个人，我到家乡还愿来了。

一望无际的稻田在阵阵秋风的抚摸下，起伏着波浪，飘来丰收的清香。绿树成荫的圩村，河水环绕，有几只白鹅凫游，农户盖起的新楼，粉墙碧瓦，掩映在竹园果林，鸡鸭在树荫下觅食，水牛在河滩边吃草。乡村的景色让小妹看的着迷，她第一次来农村，想象中的农村就是又脏又乱落后的地方，没想到竟然如此美丽，宛若世外桃源。

自从农村实行包田到户后，农民就过上了好日子，种田人如果谁家有个粮囤子，说明这家是吃穿不愁。哥哥指着厢屋里一个大粮囤子说：“陈粮还没吃完，新米马上要上来了，以前是没粮吃犯愁，现在是为粮食多没处放犯愁。”八仙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嫂子一个人在灶披间忙得不亦乐乎，小妹从未见过农村的大灶，那种大锅米饭香城里人是闻不到的。

乡亲们听说我回来了，一个个端着钵大的饭碗，老远就大声叫着我，家里一下哄进了许多人。哥哥说，过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我知道他们都是来看小妹的。小妹也不认生，用上海普通话学着瘪脚的当地话，惹得乡亲们哈哈大笑，一会儿就和乡亲们混熟了。

家乡有个诗意般的名字，叫荷花池。那天吃完晚饭，小妹说要去看荷塘月色，我就拿着电筒陪她去看，一路听着秋虫低鸣，十分惬意，微风不时吹过，已有一丝凉意，沿着沟渠边的小道，感受着乡村的宁静，空气中弥漫着露水和泥土的气息，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似乎给胆小的小妹壮胆。月亮就像悬挂在天幕上的银盘，洒下金色朦胧的光晕，毗连交错的圩村，浑然一幅天然水墨，点点灯光，像点缀在夜幕中的亮色，遥远而神秘。

日子过得真快，一眨眼假期就过去了。见面时难别亦难，我们和家人在汽渡口挥手告别，汽笛一声长鸣，船舷翻滚起白色的浪花，家乡在我眼前晃动起来。堤岸像一条巨龙盘亘，围护着盆景般的圩村，岸坡上三三两两的羊群，犹如蓝天上散落的云团，滩涂上一排排的老柳树，东倒西歪醉汉一样排立着，长出的新枝又给溜光的滩涂点缀上绿色的生机，渔船隐歇在港湾深处，老渔翁稳坐在高高的草棚下，撒下大网，静等鱼儿游进来，家乡在视线中渐渐远去，越来越小，最后成了远方的一抹，化成一缕乡愁。

告别了乡村的慢生活，我又回到了张家宅。阿姨正在给一家人忙晚饭，一见到我，忙大呼小叫：“啊呀，小弟你总算回来了。”我倒是一惊，忙问：“阿姨，什么事？”阿姨说：“你上了报纸了。”

邻居们听到我们说话的声音，都从屋里出来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抢着告诉我，就在我刚去乡下的那天，《文汇报》上刊登了我等大龄青年，因无房而婚事受阻，呼吁社会及相关部门伸出援手，帮助解决住房困难。邻居们还拿来当天的《文汇报》，在楼道灯下，指着那几个铅字说，你看你看，你的名字在上面呢。我激动地从邻居手里拿过报纸，从标题开始一字一句地看了起来，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漏掉，还记得当时的这篇报道是一位田姓女记者写的。

那时候《文汇报》社还在圆明园路上。我寻到了那块牌子，就和报社工作人员说了原委，那位同志很热情，叫我稍等片刻，不一会，他就抱着一大卷报纸出来，我忙要付钱，这同志豪爽说：“不收钱，送你了。”他又找来一根绳子，叮嘱我：“扎扎牢哦，不要半路上颠丢了。”

拿到报纸后，我先带上两份到房管所。房管所的那位负责人，一见到我就像见到了老朋友：“哈，你终于来了，真要找你呢。”他告诉我，房管所已接到上面通知，留他那里的申请报告正在办理流程中，估计不久就能特批下来。特批？我问特批是啥意思？他说：“你知道的，临时搭建已经结束，你的申请报告需要特批，我们这一级是没有这个权力的，要送上级房管部门。”听到这话，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这幢四层楼老公房的顶层有个偌大的晒台，平时大家都在那里晒晒衣被。我搭建的房子就在这晒台上，它占着一个小小的角落，贴着围墙矗立着。人不能贪婪，不能滥用人们的善良和大度，要感恩这份公共资源，给了我一个能遮风挡雨、安身歇脚的地方。一千多个追梦的日子，多少热心人帮我圆梦，多亏了《文汇报》鼎力相助，让我终于美梦成真。

那位负责人开着玩笑说：“公房上面搭私房，张家宅没有，静安区没有，不知道整个上海有没有。”为了感谢《文汇报》，也为了感谢曾经帮过我的人，我给报社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登在了1986年10月3号《文汇报》综合版上，题目是：我的住房困难解决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让古老的中华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一直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用宽广的胸怀接纳世界，用过人的智慧大胆创新。面对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上海，面对日新月异的静安区，张家宅老了，老得已步履蹒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面对着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渴望，张家宅不堪重负，无力承担。

这里的房屋陈旧，居住拥挤，每到夏季，正是用电高值，一晚要跳闸好几次，一家人乌灯瞎火中忙得大汗淋漓。碰到雷雨天气，外面大雨如注，屋内泉水叮咚，全家老小齐上阵，端着大盆小盆忙于接漏，大街小巷一片泽国，污水粪便四溢，居民苦不堪言，终日翘首以盼动迁，只要一听到动迁的风吹草动，街头巷尾总要三五成群热议几天。

有年春节，香港有位地产大亨在张家宅兜了一圈，马上引起轰动，一致认为动迁近在眉睫，有人甚至放起鞭炮，谁知只是空欢喜一场，人走烟散，从此再无消息。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张家宅的居民天天数着日子过，恨不得明天就离开。人们在期盼中跨进了21世纪，又在等待中度过了两个春秋，这一次张家宅真的要拆了，这位垂暮的“老人”，走完了漫长的生命旅程，完成了历史赋与的使命，功德圆满，悄无声息地在上海的版图上消失了。

如今这块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幢幢高楼林立，风格迥异，各有千秋，一幢比一幢漂亮，沿街的商铺、酒店、品牌专卖店连成一片，顾盼生辉，洋溢着朝气活力，它成了静安的宠儿，扮演着现代都市的靓丽角色。

离开张家宅后，我们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环境闹中取静，楼下小桥流水，绿树成荫，回眸往事，一幕幕都成了远方的灯火阑珊，那间千辛万苦筑起的小屋，已随着张家宅市井风情而远去。岁月如茶，昨日的苦涩，如今成了怀旧的回甘。别了，我的小屋，别了，我的张家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