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嗣通（爱建居民区）

每年五月，我们这些年进八旬的老校友哪怕是撑着手杖，由家属陪同，也要相聚一起叙叙往事，以纪念上海的解放，缅怀当年引领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师。

当年我们这些饥寒交迫的穷孩子，为了活命，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每天都得满街奔跑、高声喊叫，“卖报，卖报!”可是即便如此，还是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岁月。

1948年3月，几位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在著名的爱国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支持下，复办了“报童学校”（陈先生在抗日期间就创办过报童学校，因师生们进行各种爱国活动被勒令停办），招收以报童为主贫苦学生，利用叫卖早晚报纸之间的空隙进行义务教育。我们这些读不起书的孩子闻讯后奔走相告，纷纷报名入学。

老师们对我们胜如亲人的关爱，使我们倍感温暖，到了学校犹如进入另一个世界，有了欢乐。我们经过老师们的启蒙教育，逐渐觉醒，明白了自己和家庭之所以受苦并非命苦；滋生了要翻身，求解放的念头。地下党组织也根据学生们的觉悟程度发展了两名报童加入共产党。

为迎接上海的解放，又秘密组织“报童近卫军”，利用送报为掩护，以叫喊各种不同报纸的名称（《新闻报》、《老申报》、《大公报》）为暗号，散发革命传单，宣传人民解放军前线的捷报、戳穿国民党反动派欺骗人民的谣言。“报童近卫军”以送报、摆茶摊、卖烧饼等方法了解敌人在市中心各交通要道设置的碉堡、岗亭，高楼里驻扎的部队番号、人数、火力点、武器装备等情况，然后由教师绘制地图交上级党组织供解放上海、接管上海之用，之后又组织起《好朋友》发动更多的学生参加行动。“报童近卫军”在学校里秘密排练解放区的歌舞，或在家暗地制作小红旗、小红花……1949年5月25日人民解放军攻进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后，部分同学分别参加了“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或上街维持社会秩序，或进行“三光行动”——将革命标语贴光、革命传单发光、残留在街巷的反动标语撕光。

在庆祝上海解放大游行时，学的歌舞、做的红花全都派上了用场。

之后，在党组织的安排、推荐下，我们或南下或北上，或参军或参干，投入各种革命工作，尤其是为适应解放初期巩固红色政治的需要，先后有三批近六十人参加了公安工作。因而校友们都把报童学校誉之为“革命的摇篮”，以至每年五月的相聚相庆相思念。

现在设在山西南路的“黄浦区报童小学”还不时邀请我们这些老报童返校向“小报童”回忆当年的情景，讲述当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