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朱胤（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办公室主任）

作者简介：朱胤，一个生长在江宁路街道的静安土著；一个酷爱文字、想用最好的文字记录下往事和今事的书生；一个和这座城市一起迈向未来的上班族。

一

我小时候住在泰兴路上。泰兴路上有19路电车，据说那一头的终点站是提篮桥，那时觉得一部电车的终点站，就像是国外那么遥远。

泰兴路过了康定路，就可以闻到苏州河的味道。那里还有一段弯的路，小时候觉得这条弯路的尽头很神秘，一直不敢走过去。直到市儿童医院搬走，这里变成了“南草坪”以后才知道，康定东路85号里有一间房曾属于张爱玲。童年时代和玩伴们在这一带的每个弄堂口都打过弹子、刮过香烟牌子，去苏州河边上拾那种长刺的、可以粘在衣服上的小果实，然后丢来丢去。童年就这么飘来飘去。但凡住在河浜边上的人们都相信苏州河的水有毒，假如跳下去不小心喝了几口河水，小命就没了。这种论断已经成了风土人情，大家早就毫不恐惧了。长年累月临河而居，大家意外地收获了一个气象规律：每当苏州河的味道反向往泰兴路、康定路翻涌上来的时候，这天多半就要下雨了。这个预报十有八九是准的。倘若有人刚好路过，这里的居民们就会告诉他：“苏州河的味道翻上来啦，要落雨了。”

二

苏州河边都是很老的房子。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记得当年这排房子刚建成时那副簇新的样子和华丽入住的房客，像是隔了阴阳两界。见过的大都已不在人世，只有最后几位牙齿差不多掉光的阿婆。她们在孵太阳的时候，才会偶尔想起那时的光景。每当这个时候，你总是很难分辨老人们的目光到底是专注，还是空洞。临河的路面有个拐弯，像一根歪歪扭扭的带子，两辆车并排行驶，车皮几乎就要擦到一块儿，路尽头高低起伏，像大小不一的馒头。拐弯处有一爿老酱油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店门口天天堆着空瓶子，一直堆到泰兴路上。附近的居民对占了路面的箱子习以为常，觉得这些好像是从地底下生出来，本来就该在这里似的。那时候车少、人少，不怎么影响交通。箱子是用木条钉的。箱子里装的要么是油腻不堪的酱油瓶，要么就是著名的天鹅牌啤酒瓶。

1995年春天快来临的时候，泰兴路这块地方要拆迁的消息就在一夜间不胫而走。一个礼拜天早上，6号里钱家阿姨端着钢精锅买豆浆回来。还没进弄堂，她隔了半条马路张口就喊：“居民同志们，你们晓得伐，阿拉这里要拆啦，要拆啦，这里全部要拆光啦！昨天晚上，他们在居委会里开过会了，就是这么讲的！”刚说完这话，钱家阿姨竟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马路当中，望着不远处酱油店的师傅把门板一块块卸下来，前方垃圾车副驾驶座上的那个人把手伸出来使劲拍打车皮，一边拍，一边扯起嗓门喊，“让开——让开——”急驶而过的垃圾车在康定东路口一个右拐，从钱阿姨身旁直擦过去，吓出了她一身冷汗。

我的记忆没有发生偏离，钱阿姨也没乱说。泰兴路这里真的就拆了。这里的人或物都因此而发生改变。不过不要紧，骨子里喜欢的，迟早会来到身边。这就是这个世上的浪漫主义。

三

我的幼儿园和小学都在武定路上。武定路、泰兴路口以前有个武东菜场，菜场后头我们叫它“自由市场”。自由市场一直延伸到江宁路，小时候觉得这一段路很长，走过去，就像小鸟被放出了樊笼。我在自由市场里最喜欢看的就是刮黄鳝，经常会站在摊头前面愣着看，闻那种湿漉漉的腥味，一直闻到鼻涕悄悄地流出来，一直看到夕阳默默地藏起来。小学班主任老师批评我们的时候，总会这样说，“你们现在不好好读书，长大以后就只好去刮黄鳝！”我一直记得小学看门的那位好人老伯伯，山东人，人很高大，我们的头就到他腰那里。每天中午吃好饭，我们就从家里出来，几分钟后都等在校门口了。下午几点开校门是有规定的。于是我们常常和老伯伯胡搅蛮缠，有时候还要发生激烈冲突。几个皮大王会撞门，还让大家一起冲一起叫，老伯伯就在里面用身体顶，外边撞、里面顶，校门是竹木材料做的，几番下来，整个大门就摇摇晃晃，发出“咯吱咯吱”富有弹性的响声。有几次，校门被我们强行冲开了，老伯伯踉跄地倒在一旁，幸好他人高，扶住了门框。但是他的手被划出了一道口子，出了很多血，他用手捂着，生气地骂我们几句，而我们早就像跳蚤一样冲进去了。老伯伯其实很喜欢我们，虽然后来我们毕业了就再也没有去看过他，但我相信我的同学如果有缘看到这段文字，也许会想起他来。我们的小学当然也拆了，所在的位置就是现在的泰府名邸。

小学时，我们的体育课经常要到中华新村去上。中华新村在泰兴路上，前面一点点就是新闸路。我们的小学被称作是菜场小学，操场不够大，如果进行50米测验就需要去中华新村。中华新村如今还在，有趣的是，严格来说它一半在，一半不在。为什么这么说？靠新闸路这边的房子拆掉了，而对面一排却没动，这条弄堂相当于被一分为二，两边已是完全不同的风景。拆掉的那一半连同路口的老字号中华药厂也搬走了，这块寸金寸土的地皮上建起了昂贵的连体别墅。中华新村另外一排我推测不会拆了，因为里面有一套房子是康有为的“海上归隐处”。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小学进行50米测验的“跑道”因此被保存了下来。

四

我们从学校出来到中华新村去上体育课是不用过马路的。只要穿过武东菜场，沿着武定路那排红砖房，到泰兴路右手转弯，再往前走一段路，不用过第一条横马路，中华新村就到了。转弯的地方有一个老虎灶，每次经过，体育老师都会提醒我们离得远一点，小心被烫到。老虎灶里摆了方桌，有人坐着吃茶。除了他们，老虎灶里就是满眼的热水瓶。一排一排、一堆一堆的热水瓶，有的整齐，有的歪歪斜斜。武定路那排红砖房叫“鸿庆里”，我们班里有个女同学就住在鸿庆里。

我很小就知道住在鸿庆里的人比较有钱，那里的房子很漂亮。前面说到的这位女同学有一次上学就带了一块钱。一块钱呐！上世纪80年代初，绝大部分中小学生是没有零花钱的，她居然有一块钱，而且还带到了学校里。那时候，一块钱是一家三口几天的花销。那天，这位女同学带了一块钱的事像刮台风一样迅速刮到了整个年级。结果，我们班主任老师马上找这个女同学谈了，对她说：“你把这一块钱放在我这里，放在你身边太危险了，你今天放学前再来拿。”这件事情连6号里的钱家阿姨也知道了，她等在我们放学的必经之路上——武定路“紫阳里”弄堂口的公用电话亭旁，一看到我们就拦住了，兴冲冲地向我们证实这件事的真假，然后像一只扩音喇叭一样从“紫阳里”播放到“骏蔚里”，再从泰兴路上的“骏蔚里”迅速传播到康定路上的“通安里”。对面“鸿庆里”出来收衣服的邻居们也全部听见了。

紫阳里、骏蔚里和通安里都是相通的，位置就在武定路、泰兴路和康定路这一块，现在是武泰公寓，毗邻泰府名邸。我一直很怀念通安里弄堂口的两爿“烟纸店”，很对称地守在弄堂口，就像老早大宅门前的那对石狮子。

有时候觉得新旧对比是没意思的，还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和家人相处好，让时间过得慢一些，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