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武钢

徐建新

我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长大

1931年11月，徐建新出生在安徽大别山，12岁那年开始跟着外公读私塾，由于他外公是一名共产党员，因此，徐建新从小就跟随外公参加了革命活动。在大别山根据地建立地方政权期间，徐建新和其他孩子贴标语、送信件……直到1947年，他才参加了新四军庐南游击大队，那年徐建新算是正式入伍了。“那时，国民党军队对我们进行‘围剿’，我们一直在与国民党军周璇。生存下来逃避敌人的追捕是我们的首要选择。”“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我是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长大的。”徐建新坦言。

后来，徐建新所在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皖北独立师。淮海战役结束后，徐建新所在的皖北独立师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10军30师，并在安徽安庆的桐城集结准备渡江。当时，10军主要任务是进行水性训练，同时，向当地老百姓收集船只，挖壕沟，把渡江船隐藏起来，准备渡江解放江南一带。

在安庆江堤边上清理敌人的碉堡和据点后准备渡江时，徐建新所在的30师却接到命令返回大别山进行清剿部分继续作乱的国民党散兵，后来又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徐建新说道：“当时，我们每位战士都背着武器弹药装备、米袋、铁锹，从合肥出发，途经湖北、四川，再一直南下，冒着酷暑徒步走了7000里路。”

西藏和平解放后不久，徐建新所在10军开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并一直待到1952年先期班师回国。“我是搞摄影宣传的，有时还要冒着敌机轰炸、密集火力、踩雷的危险。”谈到当时硝烟弥漫的战场，徐建新感慨万千。

1953年5月，徐建新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建立后，徐建新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海军航空兵第六师（东海舰队）政治部空勤保卫科服役，复员后在上海市公安局、上海造船公司工作。徐建新在各个岗位上，默默奉献、勤勤恳恳干到退休。

徐建新对其在战争年代和抗美援朝期间出生入死的经历不以为然，但谈到儿子徐力却很伤感。

徐力毕业于石家庄航校，之后成了一名空军飞行员。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在一次驾驶歼击机进行滩涂超低空飞行的高强度训练时不幸遇难，年仅22岁。“我儿子在航校和部队表现很好，为了备战，向死而生，敢于担当，敢于上前线。”徐建新难过地说道。

那年，当徐力所在部队突然来电通知徐建新全家去部队时，依据多年在部队的经验，只有发生一等事故，部队才会通知全体家属去部队，沈建新立马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但作为一名军人，徐建新必须保持镇静，首先做好家人工作。到达部队营地，徐建新才对老伴说：“我们见到儿子的可能性不大，可能出了一等事故。”老伴听闻差点瘫倒，实在受不了这一噩耗。“那时，我没别的想法，只是想尽快安抚好老伴。”徐建新哽咽地说。

徐建新的丈人是开国将军谢甫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革时受到不公正对待。儿子报名参加空军时，徐建新的老领导老战友都劝他放弃，但徐力很执着，非得参加飞行员招募。“他只想证明我们是一个革命家庭。”徐建新说道。最后，徐力还是通过了极其严格的政审，成了一名空军飞行员。

为了祖国的和平事业，徐建新贡献了自己的大半辈子，还为国家奉献了一名优秀的航空兵战士。

柯菲

部队赋予的正能量一辈子都受用不完

在柯菲家客厅里，悬挂着的一幅油画吸引了我的眼球。画面里，一位志愿军女战士站立在满目焦土的高地上眺望着远方，目光坚毅而刚强，透出必胜的信心。这是柯菲儿子根据1953年抗美援朝期间母亲在朝鲜前线拍摄的一张照片绘制的。

柯菲从小喜欢文体活动。1950年2月参军时成了一名文工队的文艺兵。那时，柯菲才17岁。

“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就是在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锻炼形成的。”柯菲激动地说道，“近8年的部队生涯中，部队对我的培养所赋予的正能量是我一辈子都受用不完的。”尤其是抗美援朝时，部队里的老党员、老战士、老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感人事迹，让柯菲受益匪浅。从入团到入党，在复员后的各个工作岗位，柯菲认为“最庆幸的是能够参军。”在戎马生涯中，柯菲在国内立功3次，在朝鲜战场上荣立三等功。

柯菲的丈夫李金庠也是志愿军文工团的。1950年他俩所在军团入朝参战，军首长命令李金庠带领一支文艺小分队到前线慰问演出。由于柯菲唱歌跳舞打鼓样样会，所以一场演出中她的任务最多，也最活跃。在朝鲜硝烟弥漫的前线，有时敌机在头顶上盘旋，小分队还会坚持在防空洞里坚持为志愿军战士演出，鼓舞着战士们的昂扬斗志。

总之，难忘的部队生涯，是根植在柯菲心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她更自信、更豁达、更坚毅。

1973年3月6日，柯菲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我站在党旗下举起右拳宣誓时，思绪万千，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是参加革命工作23年以后才实现了入党心愿啊！”谈及入党那段曲折经历，柯菲有些激动。

从1953年在部队里第一次写了入党申请书开始，复员后作为随军家属，柯菲先后在上海矽钢片厂设备科、山西艺术学院教务处、山西大学艺术系办公室、西北工业大学政工组、西安市雁塔区革委会文化科等单位任职。柯菲很“倔”，每到一个新的岗位，她都会向党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书，但每次的结论如出一辙：表现很好，可作为培养对象。“但就是跨不进这扇门。”柯菲笑言。

1973年3月，柯菲终于入党了。“后来才知道没有入党的原因。原来，我父亲曾在国民党政府交通司任过职，有国民党军统特嫌，并一直挂在我档案里。”柯菲坦言：“吸收不吸收你入党是组织的事，争取不争取是自己的事。所以，我把所有的艰难都当作是党组织对我的考验。”“入党后，我就决心不能对不起入党介绍人，不能辜负党组织的培养，不能违背18岁时的初衷，要牢记入党誓言。”

1978年10月柯菲退休回上海，从事街道统战工作。1990年担任虹口区侨联委员，后又被选为区侨联副主席，分管信访工作。柯菲还是虹口区11届、12届人大代表。作为人大代表，柯菲充分发挥“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桥梁纽带作用，经常深入居委区听取居民意见，居民的每一条意见和建议，她都会带到人代会上，并且条条有答复。“履行好人大代表的职责，是宪法赋予人大代表的职责。”柯菲说。有些区里解决不了的事情，就通过与市人大代表结对，争取让市级人大代表去解决。

在柯菲的多方奔走下，一些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后来得到了解决。许多居民见到她都翘起了大拇指。相关部门问她对处理结果满意不满意，她说“老百姓满意，我就满意！”

孙广学

想起牺牲的战友，我啥都想得通

年已九旬的孙广学，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家，却又是一名抗美援朝战场上参加过5次重大战役、立过赫赫战功的志愿军炮兵战士。1953年9月，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政治部颁发的三等功奖状，并荣获朝鲜人民共和国颁发的银质军功章。

然而，谈起那些战绩，孙老伯感慨道：“许多战友都为那场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的这些成绩真的不值一提。”

1949年1月，孙广学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1月随部队开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那时，孙广学所在的高炮连主要负责保卫兵站、步兵阵地，以及车站和桥梁等重要交通设施。“我们离前线阵地最近时只有5千米，美国几千架飞机昼夜不停地轮番轰炸和扫射，高炮阵地成为敌机重点‘照顾’目标。”聊起那段“燃烧”的岁月，孙老伯感触很深。

孙老伯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战友，一名炮兵五炮手（亦称压弹手），在敌机对炮兵阵地进行猛烈扫射中，他胳膊受了重伤。连长和战友见状要他赶快撤离阵地，但当他看到敌机又俯冲下来时，强忍着剧痛又压了两个弹匣（一个弹匣有5枚炮弹），敌机被击落了，但这位五炮手整个胳膊彻底断了，后来截肢了。“本来他的胳膊是能够保住的。”孙老伯伤感地说。

谈起高炮连指导员，孙老伯“永生难以忘怀”。当时，炮兵连接到命令转移阵地，指导员自告奋勇带了3名战士去察看新阵地地形，确定大炮转移路径以及放在哪个位置合适。由于那里已被敌机夷为平地，他们4个人察看地形时暴露了目标，敌机发现后扔下一颗炸弹，炸出了一个面积几十平方米、深10米的大坑，4人全部牺牲。后来，连长和10名战士满山坡去找尸骸，只找到指导员的那把手枪，以及指导员的头颅（排以上干部能留头发，所以才确定为指导员），其他都无法辨认了。大家失声痛哭，最后，连长命令把能找到骨骸包起来装入炮弹箱，埋在那里的山坡上。孙老伯只记得那个山坡位于朝鲜伊川，只知道指导员是江苏盐城人，从盐城新四军某部调来当高炮连指导员的。

“那种战争场面太惨烈、太血腥了，想起来就伤心，不堪回首啊！”孙老伯拭去眼泪说道。“现在开展的‘四史’学习教育很有必要，要教育青少年我们的和平环境多么来之不易，要教育青少年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孙广学在抗美援朝战场荣立四等功3次；三等功1次。从朝鲜回国后，孙广学于1954年1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随后的军旅生涯中，孙广学积极投入到国防建设、支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事业中，1957年3月，孙广学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1956年战斗训练积极分子奖状，并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战斗训练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全体代表一道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63年，孙广学从山东省军区某高炮兵团调来上海筹建电子部第二十三研究所，先后担任党支部书记、组织科科长、工会主席（正处级），直至1993年离休。

虽然在文革期间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还被没收了朝鲜人民共和国颁发的荣誉证书，但孙老伯从来都不计较。“想起牺牲了的战友，我什么都想得通。”孙老伯坦言。

文革结束后，孙广学更是忘我地投入到军工和国防建设中，由于工作出色，成绩突出，被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会评为1988年上海市科技系统优秀工会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