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曙民（本报特约通讯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国家经济建设走上了快车道，人民收入大幅提高。细细算来，我的收入当初是每月30元，如今已增加了200多倍。

“无荤不吃饭，天天像过节”的日子转眼过去了40年，不少人都突显出“福相”来，什么“啤酒肚”“将军肚”，还有被人称作“拖肚（ta du）”的随处可见。人们开始考虑“减负”，研究如何瘦身、养生、延年益寿。于是，“吃粥”“吃薄粥”成了新时代的时尚，这不禁勾起我老早“吃粥”的回忆来。

1948年2月，我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当我牙牙学语的时候，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父亲生了几年的病，无力养活我们五个孩子，只得把最小的两个——我和小弟送了人。我的养父也是穷苦农民，虽没孩子，可也几乎天天吃粥。有年冬季的一天傍晚，养母把烧好的粥盛在碗里放在灶头上。饥饿难耐的我忍不住端一小碗先吃，可一不小心把粥打翻在脖子里……至今，我的喉节下那块疤痕还十分清晰。

不久，养父家生了儿子，我就成了“阿多头”，养母常常打我、骂我，我无奈逃回了娘家。回家那年的严冬，父亲撒手人寰。家里为盛殓父亲，欠了人家一副棺木钱。母亲白天帮人家种田，晚上刺绣，拉扯着五个(小弟的养母是个未婚的独生女，后患病死去，小弟也回了家)孩子，天天有得吃粥也不错了。为了让孩子们吃饱，母亲动足了脑筋：把大麦、元麦带壳磨成粉，在每顿的粥里搀进半小碗麦粉，烧成“麦粞粥”，使原先可当镜子照的粥，显得厚多了；有时“粥”里竟然没有一粒米，全部是麦粞，这粥叫“秃麦粥”。母亲说：“小弟啊，勿要嫌  嫌好，吃得连牵蛮好了，识货点奥！等  会做生活后，日脚就好过了”。吃这粥，不用筷，不用勺，稀里哗啦三口两口就喝好了一顿“饭”。

有时候，母亲烧好薄粥后，用铲刀撩了撩，看到粥实在太薄，就放一些青菜，加点盐，成了“咸酸粥”。有次，母亲先盛起第一碗，悄悄地盖在小锅子里。然后，让我们自己去盛来吃。小弟是吃一顿哭一顿，喊着要吃饭。有次他给我说：“姆妈  拉个一碗肯定米多菜少……”等母亲不在的时候，我们揭开小锅盖一看，啊！那哪是一碗粥啊！分明是一碗煮菜啊！从此以后，小弟吃粥快了，也不吵了。小弟和我轮流着洗碗刷锅，可以舔铲刀上的粥粘，可以吃附在锅子周边的一圈半透明的“粥  （shi）”……母亲高兴地夸我们长大了，懂事了，会替手脚了，哪知我们是另有所图啊！

在那困难时期，各类商品奇缺，什么都按照户口计划凭票供应。特别是口粮，母亲是二等劳动力，每月36斤；我们小孩每月22斤，一日三餐只能以吃粥为主。为了填饱我们几个“槽头囡”的肚皮，除了青菜以外，母亲有时会往粥里掺一些麦片（经饲料厂压辊压扁的麦子），有时放一些山芋（或山芋干），有时是胡萝卜、南瓜……甚至是“猪蕞头（马齿苋）”、水花生的根……因为吃薄粥，吃的时候我的肚子撑得像一只篮球，可是几泡尿后，又饿得大唱“空城计”。

有几次，我饿得头昏眼花的，就和永明、福林、阿牛一起，到离村不远的陈行公社畜牧场，潜到牛棚间里偷“棉仁饼”，猪棚配料间里偷“糠饼”吃。棉仁饼吃口有点香，糠饼味道有点甜，但是吃下肚去常常闹便秘，涨得面红耳赤。

想不到，改革开放40年以后，吃“粥”又时行起来。在上海市区、镇区街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粥店、粥摊，供应菜粥、鸡粥、什锦粥、羊肉粥、荷叶粥、绿豆粥、燕麦粥……生意红红火火。可此“粥”与彼“粥”，真是天上地下，无可比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