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正元

念吾新邨位于延安中路470弄、多福里位于延安中路504弄、汾阳坊位于延安中路540弄，均属新式里弄建筑群，占地面积12000平方米。“邨”“里”“坊”的取名是承袭传统，仿照旧说。“里”“坊”自古有之，“户二十五为里”。老式石库门大多称“里”“坊”，改良式石库门则以“邨”“新村”“别业”相称。

城市是一个庞大的时空体系，它由许多茂盛而纤细的“血管”构成。在上海，只有各式各样的里巷、四通八达的弄堂，才是上海真正的“毛细血管”，它不仅记载着城市的微言大义，更以其精湛的特色建筑平添了难以抵挡的艺术魅力。所谓弄堂，是上海人对“里弄”的俗称。弄堂两边的房子称为石库门，是风格一律、呈鱼骨状的联体住宅群。上百年来，多数上海人就在这些狭窄的弄堂里吃饭、生儿育女，创造并享受着仪态万千、独具风情的弄堂文化。当年，条条弄堂都有小贩们进进出出，川流不息，还伴随着高高低低的叫卖声。种种叫卖声，应是一笔非物质文化遗产。弄堂、石库门也因而成了上海世俗的载体。

位于延安中路石门一路东首的念吾新邨等数十幢新式里弄房，原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著名颜料商邱信山、邱渭卿兄弟发家时所建的产业。邱氏兄弟的祖辈是山东微山湖上的渔家，据传还是梁山伯绿林好汉之后。到了19世纪末，鲁南地区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一批一批的山东百姓不得不外出逃荒谋生，有的远走关东（东北三省），有的南下江南出卖苦力。邱氏两兄弟便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谋生的。

邱氏兄弟俩来到上海后，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做苦力，过着饥一餐饱一顿的辛苦日子。后来找到一家主营印染颜料的德商谦信洋行打杂，在那里一直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8月，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派军队查封德国机构。德国商人慌了，立刻整理行装准备回国，匆匆忙忙将固定资产转手。德国商人看颜料没人买，只好把库存的上等颜料半送半卖给了这两个中国工人。不久，邱氏兄弟就开了一家名叫“广太源”的颜料行，此时颜料价格以十倍、百倍地上涨，他们也因此顿成巨富。德商谦信洋行于1907年在威海路412号，兴建的一幢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的欧洲城堡式的花园住宅，也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他们，成为兄弟俩自住的家产。他们在宅前的大花园中养虎、养蛇；水池里养鳄鱼、穿山甲。池岸又有鸽棚，每天清晨2000多只鸽子出笼时，威海路上空呼啦啦地一大片，引得路人纷纷抬头注视。邱氏兄弟有了巨额资金以后，商议决定投资房地产买卖，一来风险较小，二来利润较大。他们广置房地产，用以出租收益。在跑马场附近购地建造了大批里弄住宅房，在延安中路石门一路东首的念吾新邨新式里弄住房数十幢也是他家用以出租的产业。后来，遇上租金直线飙升，邱家的财产越滚越大。

念吾新邨占地7.07亩，有二层砖混结构房屋38幢，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1932年竣工。汾阳坊由马汝舟测绘行设计，砖木结构，1929年建成。多福里为砖混结构，有二层楼朝南向红砖墙面住宅66幢，1930年竣工。弄内21号的一幢旧式石库门房子，是1937年8至11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旧址。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迫于形势和公众舆论的压力，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把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南京、上海、武汉、西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等地公开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就设在多福里21号这幢坐北朝南的两上两下的石库门房子里，面积约200平方米左右。办事处是对外活动的公开机关，但当时都以普通的家庭形式布置，各个房间里都放置着家具和摆设。底楼东厢房用作会客室，李克农、潘汉年在这里多次会见上海各界救国会、各爱国团体的代表和知名进步人士。厢房后面是楼梯，在上楼拐角的墙上挂着一架电话机。二楼厢房是李克农、赵瑛夫妇的卧室，他们离开后由刘少文居住。二楼的后楼是电报发报员兼译电员朱志良的宿舍。在“八办”建立的4个月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充分利用其公开合法的地位，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念吾新邨、多福里、汾阳坊，1999年9月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