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正元

1927年，在上海成立的国立暨南大学，校址在真如。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侵华日军飞机大炮把暨大美丽的校园炸成一片废墟。为了坚持办学，暨大迁入了租界康脑脱路（今康定路）528号一幢三层楼花园洋房作临时校舍。

郑振铎（1898-1958），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笔名西谛。1935年初，郑振铎应邀担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语文学系主任。

在康定路528号暨大临时校舍的工作期间，郑振铎主讲《中国文学史》时，激昂地讲述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坚持民族气节而流芳百世的、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的诗篇。例如讲到文天祥的《过零丁洋》里那句千古不朽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时，他一边高声朗诵，一边热泪盈眶，使同学们非常感动。他创作的《致死者》《回击》等诗，以锐利的诗笔，如匕首，如投枪，愤怒地掷向敌人的心脏。他主编了《世界文库》，先后选编了69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他还参加了以出版进步书籍为主的秘密组织——复社。他和胡愈之等人在四年时间里，先后翻译、整理出版了20卷的《鲁迅文集》，以及《列宁选集》《联共党史》等，他还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取名《西行漫记》，为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提供了坚持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

许多人都在语文课本里读过法国著名作家都德写的小说《最后一课》，小说讲的是普法战争期间，法国的一个小镇被普鲁士军队占领。窗外是普鲁士士兵，教室里，老师用法语给学生上最后一课。但却很少有人知道郑振铎也上过一堂动人心弦的“最后一课”。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租界。12月8日这天清晨，校长召开了全校教师会议，会议简短而悲壮，决定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学校门口，就立即停课，关闭学校。会后，郑振铎走进教室，向学生宣布了学校的决定后照常上课。大家明白这是“最后一课”。这天学生们在课堂里默然无声，听得格外地认真，郑振铎讲得也是格外地清朗，声音中透出沉着和坚毅。终于，远处传来沉重的车轱辘声，郑振铎透过临街的教室窗户，看到几辆日本兵的军车来了，当头飘着血红大点的日本旗，他合上了书本，沉着地向学生宣布说：“记住，现在是10点30分，下课！”学生们全体起立，默不作声，只有几个女生发出了低声的抽泣。这是发生在中国上海康脑脱路暨南大学临时校舍，发生在郑振铎上课的教室里的悲壮一幕，反映着中国人的骨气和正义，与法国著名作家都德所写的小说《最后一课》同样感人。

郑振铎“孤岛”救国宝，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除了暨南大学授课外，还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神圣使命。他在一年多的课余时间里，呕心沥血地为国家抢救、收购散失的一大批珍贵古典文献，其中《古今杂剧》一套64册，元明杂剧242种等，许多重要文献和珍本图籍就有4000种左右。郑振铎为觅藏书地找到赵朴初商量时，赵朴初建议：“我有个主意，日本人信佛教，尊重寺庙，没有发现问题鬼子兵不敢乱闯佛门圣地，不妨尽快把文献古籍转移到我们觉园佛教净业社的‘法宝馆’来，‘法宝馆’本来就是珍藏佛经典籍的书库。”这样，一批约3800余册珍本转移到了觉园“法宝馆”。直到1949年12月12日，董必武率中央接收工作组到上海，这批珍本古籍完美地交给了中央政府。

郑振铎自从暨大迁来康脑脱路528号后，为从教方便，先后租赁了距学校不远的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地丰里6号和愚园路庙弄44号（现已拆除）作为下榻的寓所。暨南大学停课后，为了躲避反动分子的暗杀，郑振铎先后在汶林路（今宛平路）、居尔典路（今湖南路）朋友家中隐居。直到日本投降，他才搬回庙弄继续居住。

郑振铎建国后到北京，先后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文献学家、艺术史家、考古学家、编辑出版家、藏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小说月报》的主编，《国际歌》的第一位中译者，“漫画”一词的发明人。郑振铎是“五四”以来文化界少数几位“全才”之一。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

暨南大学临时校舍后为上海第九制药厂址。暨南大学1958年在广州重建。（内容摘自《静安文博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