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曾记得幼年头次理发，至今印象深刻。一次有位剃头匠拎箱经过寒舍，家父唤其为我打理“头顶大事”。遂料那个“三脚猫”不知是“货式蹩脚”抑或是“滥竽充数”辈，手轧剪“啃”得我发际阵阵拎疼、泪眼婆娑不已。他见我硬摒不出声，索兴兴致所然地野豁豁起来，最后竟将我头皮也撕裂开了。父亲见血丝涌出怒不可抑，非要让其赔偿不可！家母素来宅心仁厚，赶紧递过小钞图个息事宁人。从此后，小小年纪的我，便多了一份“头顶戒心”，剃头专要寻靠谱的理发师才放心。

说来也不怕人嗤笑，我在上海海运学院校园里一度也模仿过部队战士相互间的“自助理发”，并闹出过一次不大不小的洋相。当有的同学为我理好发自我感觉不错时，便按捺不住蠢蠢欲动的心，自告奋勇地为一个名叫曾梓年的广东同学进行“试剪”操作。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推剪一刀下去，“挖坑”般“披”下一大簇头发。心慌意乱中愈发把握不住手中的工具，最后竟像狗咬似的杂乱无章，要有多难看就多难看了！为收拾“尴尬僵局”，肖鸿昌同学主动揽下“修补”苦差，终于化险为夷，不至于使我太难堪下不了台。

我被分配到外地工作后，理发虽属日常生活小事，但我平时总是多个心眼，留心附近理发摊头。记得有次搞车售工作，因工作需要夜宿在宣平汽车站。闲来无事便到镇上兜兜。见一街旁有爿理发店，驻足细观一番，见一老伯理发颇有讲究，便进店候坐。一理好发，镜中一照顿觉容光焕发，似乎人也年轻了十多岁。自那次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不管头发留有多长，总要捱到趁车售落宿在那个车站时，特意去光顾那家店，就为这个“自我感觉极好”而不厌其烦地“多顾茅庐”了。

调回上海后，曾在南市老城厢好几家寻常理发店去理过发。遵循“货比三家”的原则，倘那家店理发技术“蹩脚”，从此便再也不会去踏那家店的门槛了。挺有意思的是，临结婚前夕，我破例地到四牌楼近学院路一家“老字号”店去“精心装扮”（吹烫发）一番。理发交谈过程中，那位中年阿姨知我临门大喜即将迎娶新人时，她不但不额外多收费，反而更卖力地为我头上“精雕细琢”，理发时间比平时足足多花了个把时辰！离店时端个光彩照人，我忙不迭地谢个不停。可以这样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为称心满意的一次理发了。

退休后光顾理发店最多的，是每月第二个周六上午的南码头市民中心广场便民服务点了。从最初的每人次收费2元，到后来升至“限额版”的4元一人次，但仍挡不住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叟、老阿姨们。美中不足的是，每次理发总得排约个把小时的队，但大多老年朋友们都不愿放弃这个“便宜实惠”的机会。当然，在志愿服务者中也是有水平高下的，只要看看那位排队人数最多的长龙，便可窥知其理发技艺之高了。

说来还有意思，有次我在自家小区居委办事，担任党总支委员年届74岁的郦宝祥老同志，听我一口浓重的绍兴土话，深谙乡音“惺惺相惜”的他，居然主动提出要为我理个发。“授”之有愧，却之不恭，我遂应允了。自此后，我俩竟成了莫逆之交。每次他在督查垃圾分类点时，总归要留意我的头发长短。看到头发长得差不多了，他总会笑眯眯地对我说：“长发有力，该理理发精神精神了！”我说：“哪好意思，客气哪能当福气了？”他接着说：“理发是个小事一桩。我不仅为自家老伴剪头发，也还为社区多位老年朋友们打理头发。当然，老友也不忘为我剃头的，你不必多虑的。”瞅着他老而弥坚的坚毅神态，面对这样一位经常深入社区，全心全意为社区居民无私奉献，有着30年党龄的热心共产党员，我深感由衷的谢意是苍白无力的，只能无奈地用俏皮的绍兴土话对他说：“我真的对侬伲有话头啦。（我真的对你不知说什么好了。）”他也毫不客气地回敬我：“侬话所西呀！（这算什么话！）”我俩遂孩童般开怀大笑，长久地握手道别……

（龙馥朱贯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