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过去了，一首老歌《听话要听党的话》仍然在群众歌咏活动中、老年人聚会上、卡拉OK娱乐中久唱不衰，特别是这首歌还飞出了海外、飞出了国界，在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新加波、马来西亚等东亚、东南亚一带十分流行，这是年近90高龄的词作者王森所没有想到的。

《听话要听党的话》创作于1958年下半年，当时国内正在掀起“大跃进”热潮，各行各业都在你追我赶、快马加鞭。王森被这种轰轰烈烈的生产场景所感染，一股想为此而创作的欲望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有一天下班途中，他乘坐在73路公交车上，仍在思考着创作，想着想着，一首新民歌从脑海中跳了出来：“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做人要做英雄汉。”王森内心十分激动，想把它即刻写下来，可在摇晃的车厢里怎么写？他怕时间一长忘了这转瞬即逝的灵感，所以当车辆行驶到西藏中路福州路靠站时，王森便匆匆地临时下车，直向车站对面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图书馆奔去，拿起服务台上供阅览人查找书籍所用的纸和笔，迫不及待地把这四句词写在了纸条上。

回到家里，王森把这首作品又认真地读了几遍，便定名为《戴花要戴大红花》，工工整整地抄写后寄给了上海的某家报纸。然而，没过几天，这家报纸把作品打了“回票”。王森不甘心，又把作品投向另一家报纸，结果同样还是“退稿”，三番五次地投稿、退稿后，王森感到没有希望了，就把这首作品放进了抽屉里。

直到1959年底，王森被“广大工人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努力奋斗在大跃进高潮中”的主人翁精神所震撼，他又拿出一年前所写的《戴花要戴大红花》作品进行修改，把最后一句“做人要做英雄汉”，改成了“听话要听党的话”。这一改动，不仅使作品读起来朗朗上口，更是让作品在主题上得到了高度升华，最后他还把作品的标题改为了《听话要听党的话》。

事有凑巧，作品改好没几天，正逢1960年元旦，上海青年宫举办了一场“赛诗会”，王森就带着这首作品去参加了。在“赛诗会”上，这首作品被上海《青年报》记者看中，并在1960年1月5日的《青年报》上首次发表了出来。发表的作品又被当时在上海大华仪表厂工作的工人作曲家陈锡元相中，为它插上了音乐的翅膀。时隔不久，北京举行“纪念聂耳逝世25周年、冼星海逝世15周年”的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这首《听话要听党的话》歌曲，被上海有关部门送去参赛。直到北京发来领奖通知，王森才知道这首新民歌被人谱上了曲，参加了全国比赛，并且脱颖而出地获得了一等奖。

《听话要听党的话》获奖后，曾一度风靡全国，上海多家报纸竞相刊载，连《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上海唱片厂还将歌曲灌制成唱片，在电台里反复播放，日后还成为了首届“上海之春”的演出曲目。据说当时在结婚闹新房时，许多年轻人都把这首歌当做新人“表演”节目的首选歌曲之一。

（孔鸿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