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任炽越（岭南路15弄）

小时候，我家住在南市老城厢沪南电影院朝南十几家门面的人民路上。沪南电影院隔着一条弄堂，就是人民路第一小学，我家及左邻右舍的哥哥姐姐们，都在人民路一小上学。每天放学时，老师们护送学生出来，总会在我家楼下的烟纸店聊上一会，与家长们说说学校及孩子们的情况，学校里的李老师、王老师、冯老师等在家长们的眼中尤如家人般熟识。这时，待在旁边即将就学的我与同龄小伙伴们，对这些熟识的老师们也少了几分陌生与惧怕。

谁知到了我读小学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这一片的适龄孩子们，全部被成片划到了新开河马路对面的丹凤路一小去上学了。丹凤路第一小学设在一幢名为厚德大楼的大厦内，位于人民路丹凤路口。大楼建于上世纪20年代，由荣氏家族创立的华裔面粉交易所就在大楼内，解放后曾作为邑庙区委、区政府办公地点。大楼是一座形态恢宏、气度雍容的钢砼结构褐色五层欧式大厦，学校只占了大厦的一小半，占据大厦另一大半的是上海圆珠笔厂。

由于是在人家“地盘”读书，开学后不久，我们这一片的孩子们都把“本性”藏了起来，上课认真听讲，下课不敢“疯皮”，得到了老师的表扬。戴红领巾选班干部时，我们这片多人入选中队委员与小队长，连我也佩上了一条杠。那天戴了一条杠标志回家时，老祖母鼓励我道：“一条杠也不错，再卖力点，争取明年再加一条杠，搭侬阿哥阿姐一样。”说着还塞了几块苏打饼干奖励了我一下。

期末开家长会时，尽管我学生手册不像阿哥阿姐那样门门都是5分，但老师表扬我作文写得不错。参加家长会的父亲看见发下来的作文薄上，老师给一篇名为《春天来了》的作文写满了赞扬的评语，父亲高兴极了。回来后，他当着全家人，朗读了这篇不长的作文，并问我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回答我也不知道呀！他听了后有些好笑，摸着我的头说：“小鬼自己不晓得，老师怎么会表扬侬？”

上学一段日子后，我们的“本性”开始显露出来了。有一次，我与几位同学课后负责打扫卫生，扫好地搬好椅子后，和几个同学用扫帚当“武器”互相对打，搞得浑身是汗。打闹了一会儿，我们就从五楼教室的窗口探出身去，扶着铁栏，让初夏的风吹拂着，看地面上很小的人和车，嘴里大声唱着不成调的歌。正当我们感到很舒服的时候，一位检查教室的老师正好进来，见到我们坐在窗台上，忙挥手让我们赶快下来，并说我们学校是全市楼层最高的小学，“这么高的楼，你们这样趴在窗台上太危险了！”

读小学时，我不但学习成绩不太好，还有些“闷皮”，常常会做出一些让老师头痛的事来。有一次上体育课，正逢下雨，老师就让我们在室内打乒乓球。我与一位男同学正打得起劲，一位女同学过来夺走了他的球拍要与我对打。我几次三番让她把球拍还给男同学，她就是不肯。我上前欲把球拍抢回来，那女同学机灵地围着球台绕圈。我追了几圈后，一时性起，将手中的球拍向她扔去，只见她头一闪，球拍击中教室门上的玻璃，一阵声响，碎玻璃落得满地。事后，班主任把我狠狠批评了一顿，后勤组老师天天追着我要赔玻璃钱，同学们还给我起了个绰号“乒乓冷器”。

那时小学上半天课，下午以小队为单位，开展课外小组学习。我们常常互相帮忙，草草完成课外作业，就去玩耍了。那天我们几个小组的同学在一起玩“斗鸡”，双方正杀得难分难解时，我见对方一“主力”连克我方几人，猛冲上去，翘起“鸡头”，对他就是一击。因为用力过大，他一下子摔出老远，趴在地上爬不起来。我们去拉他，他痛得只喊疼。后送医院一查，才知是骨折了。我见闯了祸，怕得要死，生怕对方家长去家中告状，便与几位同学在黄浦江边的垃圾码头游荡到天黑才回家。最终赔没赔医药费已忘了，只记得学校非常重视，为此类事情搞了个专题安全展览，把我们斗鸡造成骨折的事也上了展览，并特意配了图画，我一下子成了学校“名人”。老师还在期末评语中写到，“该同学在校外玩不健康游戏”，害得我被母亲狠狠训了一顿。

在“最高小学”读书时，有三位老师当过我们的班主任，每每回想起来，虽然我们当时都很小，岁月已过了几十载，但她们在我们的脑海中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一位是顾新宝老师，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有些严肃，但她让我们去她家复习功课，给我们吃的饼干很美味，我至今未忘。第二位是瞿佩章老师，她气质优雅，声音甜美，那次我与人打架后，她帮我抹去泪水，在办公室窗前给我剪指甲的慈爱形象一直留在我心间。第三位是石梦渔老师，她作风干练，为人爽直，她的许多教诲点拨了我们。

只是在城市变迁中，那座历经百年沧桑的厚德大楼，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座绿树参天，花儿盛开，绿草萋萋的公园。开启我们人生教育的“最高”学校，已无处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