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24日下午，上海暑气蒸人，行人稀疏。走在马路上，不一会儿就觉得汗流浃背。下午，两点敲过，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候补常委兼军事部部长的杨殷，中央政治局委员、农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秘书颜昌颐，中央军委军事部兵士科科长邢士贞，以及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先后跨入苏州河南岸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一幢独门独院的石库门屋子里。他们是来商讨江苏省委紧要的军事问题的。

开会的时间已到，但常驻军委机关的秘书白鑫却不知去向。只有他的夫人忙前忙后，沏水泡茶。不一会儿，白鑫匆匆赶来，他抹了把脸，招呼领导们到二楼入座开会。但大伙儿刚刚坐定，一队全副武装的英国巡捕赶来，将前门后门堵得严严实实，入屋抓人。他们把全部与会人员铐上带走。不幸之中的万幸是，原定要来参加会议的党中央实际负责人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能赴会，躲过了一劫。

就在警车呼啸而去的那一瞬间，天一下子暗了下来，狂风四起，大雨如注……

白鑫叛变

当天晚上，周恩来就知道了中央军委机关被破坏的消息，而且知道出卖他们的叛徒是中央军委（军事部）秘书白鑫。白鑫，黄埔一期生，曾经在海陆丰工作过，与彭湃相识，还参加了南昌起义。1929年初，他被彭湃调到上海，担任中央军委的秘书。白鑫在新闸路经远里租屋居住，独门独户，这儿也成了中央军委的日常办公场所。

周恩来之所以能这么快查获这些信息，得益于他的助手、中央特委的陈赓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军统驻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又名鲍君甫）。周恩来批准陈赓花重金为杨登瀛买了轿车，并配备特科成员连德生做他的司机兼保镖，中共党员安娥当他的秘书。以后陈赓回忆道：“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手里。”由于工作上的联系，再加上杨登瀛出手阔绰，他和英捕房的兰普逊、帮办谭绍良成了好朋友。但凡英租界发生了什么事，准备抓什么人，几乎没有杨登瀛不晓得的。

但这一次白鑫的叛变，是通过他在南京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直接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范争波又直接与英租界当局政治部联系，让捕房出警抓人，跳过了兰普逊这一环节，造成了中央军委机关的大破坏。

周恩来连夜将陈赓找来，让他去找杨登瀛，希望通过他与英捕房的联系，准备花重金将他们保释下来，不要引渡到国民党手里。但杨登瀛认为，彭湃是全国著名的中共领导人，国民政府悬赏3万大洋缉拿，此事又是国民党市党部托办的，将彭湃等交保释放几乎没有可能。不过他表示，可以通过关系掌握杨殷、彭湃引渡后，通过囚车押送到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准确时间，安排在囚车的必经之路枫林桥劫车。周恩来思虑再三同意了。他还特别关照陈赓，让中央特科每一个会打枪的成员都动员起来，再找几个中央军委的同志，安排他们到枫林桥劫车……

营救彭湃

彭湃，1896年出生在广东海丰。他家有1000多亩土地，有佃农1500余人。彭湃自己讲：“我家男女老少不到30口，平均每一个有50个农民做奴隶。”但他的生母周凤却是贫苦农家的女儿，当过婢女，16岁嫁到彭家为妾。

1917年彭湃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就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归国后，他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彭湃一心想和农民交朋友，让农民摆脱贫苦的生活。他脱下洋装，穿上粗布短衫，赤脚下田帮佃农干活。但农民见了他，还是毕恭毕敬地称他为少爷，久而久之他明白了，要想唤醒农民，首先需要革自己家的命。他把分家所得500亩的地契当众统统烧了，把土地全部分给了农民。然后组织农民成立了海丰总农会，打土豪分田地，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广东省总农会。他还在广州成立第一届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校址设在越秀南路53号惠州会馆，他被任命为第一届农讲所主任，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农民运动之王”。他所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由周恩来题写书名，被瞿秋白称之为革命者的必读书。

1928年7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彭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奉命转移到上海后，住在大西路百禄里一个简陋的小户内，担任中央农委书记、江苏省军委书记，受周恩来直接领导。

8月27日晚，陈赓接到杨登瀛送来的密报，说是载着杨殷、彭湃等5人的囚车将于28日上午递押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周恩来随即布置红队及从中央军委其他部门抽调的人员共20余人到枫林桥设伏准备截车营救，并让特科将秘密保管的20把崭新的驳壳枪取出使用。

那天，党组织派人将枪装在小皮箱内，用机器脚踏车送到同孚路的特科机关，特科同志发现枪支上的润滑油还没有擦去，便马上去找煤油来擦枪，然后才上车出发。在车上放了一个三脚架，架上摆着个箱子，假装是去拍电影外景。到预定地点等了很久，却没有看到敌人的囚车经过。原来，因擦枪耽误了时间，敌人已经把彭湃等押到龙华了。

营救失败了。

身陷囹圄

黄慕兰，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子。她1907年出生在湖南浏阳，19岁入党。20世纪80年代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2017年去世，活了110岁。

1929年8月她奉组织派遣到上海恒丰纱厂当学徒，组织纱厂工人举行罢工。结果他们8名工人骨干一齐被捉，从南市区公安局转押到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关在一间可住10来人的大牢房里。这里原先关押着一位江洋大盗的妻子，她是花了钱主动要求进牢照顾丈夫的，顺便帮看守们洗涤缝补衣服，有时还可为关押的犯人洗洗衣服。黄慕兰请那位大嫂打招呼，让她也可在各间牢房串串门，替犯人做点杂活。

黄慕兰在晚年撰写的自传中写道：8月28日早晨，突然一大队宪兵开进牢房，随后押进了5名政治犯，看样子他们都受过重刑，但拒绝了狱警的搀扶，缓慢地拖着脚铐，走进监狱深处关押重犯的单人牢房。突然，黄慕兰认出了其中一位竟是彭湃，因为她在大革命高潮时的广州听过彭湃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演讲。彭湃似乎也认出了她，缓缓点了下头，走了过去……

黄慕兰人长得很瘦小，又假装是个一字不识的学徒。她很快与彭湃取得了联系。她告诉彭湃看押犯人的警察中有一位班长是广东人，参加过海陆丰农会。还告诉他通过共产党秘密领导的互济会的工作，已和狱中的下层兵士达成了默契，只要他们从牢中传出信送到互济会开设的一家铺子，就能收到5块钱的酬劳。而当时士兵的月饷只有3块钱。于是通过“不识字”的黄慕兰，先后有彭湃的两封信送到互济会铺子。

第一封信写道：

（一）尽量设法做到5人通免死刑；（二）上条不能做到，则只好牺牲没有办法之安、揆二人（安，即孟安，彭湃化名；揆，即孟揆，杨殷化名——笔者注）而设法脱免余无口供之三人；（三）运动丘哥谋迁脱（丘哥指国民党兵士——笔者注）；（四）调查现在炮兵营之张庸言（沈夕峰知道），看有无变动及希望，因白亦知此人；（五）指导慕兰从中活动；（六）调查及注意王干臣方面之关系及实情。

这一封信，说明彭湃对凶残的国民党反动派已不存任何幻想，在身陷囹圄的时候，惦记的是党的事业，考虑的是别的同志的安全。

8月30日，彭湃已经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处决，又和杨殷一道写了第二封信：

冠生（即周恩来）及家中老小：

我等此次被白害，已是无法挽救。张、梦、孟都公开承认，并尽力扩大宣传。他们底下的丘及同狱人，大表同情。尤是丘等听我们话之后，竟大叹气而捶胸者。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余人还坚持不认。

揆、安

这一封一百余字的最后遗言，字字千钧。

现在，这两封信都珍藏在中央档案馆。

不可磨灭的精神

当天下午，杨殷、彭湃、颜昌颐、邢士贞4人被带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内的旷地秘密杀害了。颜昌颐，湖南人，1898年出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后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及海陆丰武装起义。1928年11月来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直至牺牲。邢士贞，山西人，1903年出生，1927年4月加入共产党。1929年任中央军事部兵士科科长，直至牺牲。张际春因是黄埔一期生，蒋介石曾伪善地表示自己不杀黄埔学生，被判处10年徒刑。

当晚，周恩来就获悉杨殷、彭湃等4位同志遇害的消息。他以党中央的名义奋笔写下了题为“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告人民书。

11月11日深夜，一直窝藏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家里的白鑫，跨出家门，准备潜逃去意大利时，被十余特科成员前后堵住。只听一阵枪响，不过一分钟，白鑫与范争波的弟弟范争洛以及三个保镖被当场击毙。范争波身中六枪，侥幸逃生。

1930年8月30日，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专门出版了“纪念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烈士遇难周年”的特刊，周恩来以“冠生”的笔名深情写道：他们的战绩不可磨灭！它犹如一团火，“千万群众的心中，熔成伟大革命的推动之力，燃烧着每一个被压迫的群众的热情，一齐奔向革命的火原！”

（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