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雅玉（长宁区雅玉党群事务所法人）

我是76届高中毕业生，1977年10月被分配到上海第十一织布厂当了一名挡车工。比起老三届、新三届的学哥学姐们，我们76届是幸运的，可以不用去农村插队落户了。纺织工三班倒，歇人不歇车。那时候的我辈年轻人不娇气，有一份工作就很满足了。我生性要强，凡事争先，不到半年就出了徒。从抻棉线、捋纤维，到接断头、拧成股，前后只需8秒钟。连续几年在技能比赛中被评为技术标兵，并成为车间教练员。可以这么说，我15年纺织女工生涯是在辛苦并快乐中度过的，以为自己端上了“铁饭碗”。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进入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产业结构调整，调整的“第一锤”砸向纺织业。从“压锭减产”到“砸锭关厂”，55万纺织工人走向“再就业”的艰辛历程。在“砸锭关厂”的名录中自然有第十一织布厂。作为55万分之一的我，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感觉生活很沉重，很无奈。当年很多同事转岗到了公交公司和市容环卫单位工作，我的出路在哪里？我读过一些国外、港台关于“社工”职业的报道文章，但并不十分了解这一行。

平心而论，当时的人们对“社工”这一概念还很模糊，没把“居委干部”当作一份职业看待。我却不信那个“邪”，报纸上电台里不是在说，社会面临着转型吗？国家经济体制不正在发生着变化吗？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过去的“单位人”不正变成“社区人”了吗？社区工作的范围不就越来越大了，职能也就越来越多了吗？我坚信自己去当居委干部的前景是光明的。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我于1992年7月转岗到了玉屏居委会。第一份社区工作是当调解主任，也就是公众“老娘舅”，专事邻里纠纷的调解。1997年10月，我调任天山三村居委会，先任居委会主任，后任党支部书记（再后来改任党总支书记）。昔日双目紧盯织布机，和布匹打交道；如今眼里望见的是张家阿婆李家伯伯，和人打交道。天山三村始建于1956年，我去任职那一年房龄已41岁了。由于历史欠账，老公房没有得到修缮维护，设施坏损严重。有能力的人家自然买房离开。这就形成这个居民区“五多”，即煤卫合用房型多、老年人多、大重病患者多、残疾人（含精神病）多和外来人口多。我深知，凭一己之力是很难改变三村面貌的。我必须靠“两头”，“一头”是赢得三村群众的信任，另“一头”是要争取上级街道的支持。我从掌握居民区各类人群的需求入手，理清工作头绪。我采取“早上班、晚下班”的办法，尽可能多的接触居民，俗话说“要识人头”，及时掌握居民“急难愁”的信息。并通过公开自己的家庭电话及手机号码，架起与居民之间一条全年无休的热线。通过成立三村“夕阳红”读书会，衍生出“听听国家事、议议小区事；说说心里话、聊聊邻里情；有难互助帮，快乐大家享”的居民自治平台。居民的精神面貌开始发生变化。

在我不断呼吁和申请下，街道十分“给力”，帮助三村小区铺设小区通道，时逢迎世博老公房平改坡综合改造，小区内老公房得以整修。还迁出一家工厂，将其改造成公共活动室。三村环境面貌为之一新。

我作为社区工作者的职业生涯是23年。其间，党和政府给了我许多荣誉，先后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志愿者优秀组织者”、“长宁区居民区党建金奖标兵”、“长宁区领军人才”等。并委以重任，推举我担任区和市的两级人大代表。2014年我到了退休年龄，却退而不休。受街道党工委的委托，2015年3月，成立了长宁区雅玉党群工作事务所，专事社区党群事务和居民自治的业务指导。经过四年的实践，摸索出“4+1工作法”，即党建惠民、自治惠民、法律惠民、健康惠民+社会实践点。让人们看到社会组织加盟基层治理和社区党建所产生的活力和作用。作为一名市、区人大代表，我“怀揣民情簿，为民鼓与呼”。履职期间提出的80件书面建议以及2个议案被市政府采纳，采纳率达89%。例如：关于修订《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降低老年人优待年龄起点的议案（2014年），2015年推动修改了老年法，2016年65岁以上人员提前享受到75元现金补贴。

连同退休后创办社会组织的4年履历，我的后27年职业生涯是伴着国家的改革步伐，一路走来。是改革大潮催生了我的社工生涯，没有改革大潮，哪有我一个纺织女工变身社工的潺潺溪流？我的成长印证着时代的发展，国家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