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希纯

沈从文，很多人记得。历史记录已是21世纪，纸媒网媒，沈从文频频“现身”，“回响”阵阵——关于他的“文学路”，关于他的“服饰考古”，关于他与“苏州九如巷的张家”等等。

20世纪末，催生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作家排座次。在文学史的序列中，给予沈从文崇高地位的，金介甫是第一人。1994年，王一川主编、海南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以“文学大师”标目，沈从文位列现代小说家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有专门研究者确切地发现，1980年代“沈从文”再现文坛并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周有光说，中国的白话小说在沈从文笔下成熟了。

沈从文自己说:我这工作，在另外一时，是不会为历史所忽略遗忘的，我的作品，在百年内会对中国文学运动有影响的。果不其然，“关于沈从文”成了2010年代的一个“文学现象”。于是，笔者再读《边城》。又于是，读了1980年代末凌宇著《沈从文传》，并陆续网购了近年出版的《沈从文精品集》、《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从文自传》、《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的前半生》等。我交叉着一起“读与思”，又与媒体文章并行着一起“对与应”。我沈浸其中三月余，也试图从这个“文学现象”中去发现什么。

沈从文自小就“把广大社会当成一本大书看待”。他幼时读私塾，背《幼学琼林》等他认为的“那些小书”，总觉乏味。因此，屡屡逃学去“读”社会那本“大书”。离开课堂，去外面到处看社会，反成了他每天的正课。因此，他的“小学学历”就这么在身上盖了“章”。他沉入“社会”这所永远毕不了业的“大学”，精心地阅读着“大书”。他汲取了社会这部“大书”的丰富养料和生命、生存、生活的种种鲜活的知识。在军中做文书时，他抓住机会看了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他也利用工作机遇，临碑习字，研究文物。此后他北漂结缘北大，将“课堂书和社会书”合读，成就了他独特的“学历”，另类的“科班”，成就了他文学创作丰厚的基础，也成就了他后半生耕耘考古的“资本”。

沈从文197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中说：“1925年左右，我投稿无出路，却被当时某编辑先生开玩笑，在一次集会上把我几十篇作品连成一长段，摊开后说，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后，即扭成一团投入字纸篓……”。然而，沈从文既“任性”又“韧性”，写作不辍，在1930年代终于“被发现”，终于有了作家“名气”和文学地位，《边城》等作品更是传之国外。他还得益于徐志摩、胡适等伯乐，以小学的“学历”、作家的“资历”被聘为上海中国公学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此后还在山东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处任教。这都足以证明“大书”胜于“小书”，读好“社会”这本大书对于作家、对于文学创作是何等重要!这种“文学现象”，其实并不仅仅出现在1930年代，1980年代也出现了一批没怎么读过“课堂书”的名作家，当下亦然。他们的文学从百姓生活中走来，他们的文字从自己的生活中溢出，他们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足迹，正如沈从文所自信的。

记得有一位业内名作家讲得很辩证:不相信大学能培养出作家，但又觉得自己如果读过大学，那么无论知识储备还是文字功力会更好。这的确是一种“历史的遗憾”，沈从文亦是。近年来名声鹊起的农妇诗人余秀华、“卖葱油饼”的作家赵林又何尝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