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统战读书会 徐世章

1949年11月9日，新中国刚刚成立，香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两航员工四千人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开启了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先父徐作诰就是起义的带头人之一。

我父亲徐作诰，1935年10月考入当时的中央航空学校，1939年秋在昆明12期毕业。1941年10月赴美在西南部美国航校受训，1942年10月回国，1943年3月考入中国民用航空公司任副驾驶。1946年夏初，中航公司内中国员工罢工，父亲是罢工代表之一。公司被迫加薪后，父亲却被停飞一年。经培训后，父亲于1947年升为正驾驶(机长)。抗战时，他参加了著名的“驼峰航线”的空运，飞越“驼峰”500多次，九死一生，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两航起义”毅然回国

1949年解放前，旧中国有两大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总部都设在上海。1949年初，“两航”分别将总部从上海迁到香港，并把大部分飞机和设备、资金以及飞行、机械人员调至香港，我父亲也随之去了香港，当时，国民党政府正逼迫“两航”公司将总部迁往台湾。争取“两航起义”，让两航的飞机和人员为人民服务，这对早日解放全中国具有重大意义。为此，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第三野战军司令陈毅等首长，指示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主任蒋天然，立即起草争取“两航”起义的方案,并分别给“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写了信，向他们宣布我党我军对待“两航”的政策，希望两位总经理率全体人员起义归来。此信由中共地下党员、中航驻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之同志秘密面交两位总经理，两位总经理和全体员工，早就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经和我军协商后，决定起义。

1949年11月9日，我父亲徐作诰和潘国定等人冒着生命危险，驾驶着12架飞机，离开了香港启德机场，飞向祖国的怀抱。其中一架载着两公司总经理直飞首都北京，另外11架飞机飞抵天津，当天，“两航”总经理及全体员工四千人发表通电宣布起义，与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断绝关系，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并停止通航蒋管区域，其余70余架飞机等资财留港由中央人民政府接收。

“两航起义”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等领导同志接见、宴请了“两航起义”北飞人员共40余人。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发电祝贺“两航起义”。周恩来还致函两航全体员工，表示欢迎，并宣布两公司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0日、11日及15日三次在一版显著的位置发表了“两航起义”的消息及通讯，还全文发表了新华社社论《欢迎两航公司起义》，“两航”起义震惊了全世界。

“两航起义”切断了蒋介石坚持西南作战的空中运输线，加速了我军解放大西南的进程，周总理对“两航起义”的历史作用作了精辟总结：“共产党的政策对头，‘两航起义’归来意义重大”，还说：“我们欢迎两公司起义，因为这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交通部长章伯钧对记者说：“这个事实，证明了中国人民热爱祖国的精神，更证明了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已经广泛地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普遍的忠心拥护。”并认为“两航起义”，对于今后民用航空建设，有很大的意义。

为周总理开专机

回国后，我父亲一直在北京民航局工作，历任飞行大队长、飞行指导员、训练处主任飞行检查员等职务。曾多年为敬爱的周总理开专机，1955年曾随周总理机组前往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当时，总理专机差一点被炸。幸好总理改坐另一架，才幸免于难。能长年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驾机，这是我父亲最大的光荣，他对周总理有很深的感情。1976年，我父亲重病在上海我家养病，当他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不由潸然泪下！并动情地回忆当年在出国前，周总理的谆谆教诲……

我父亲飞行技术优秀（一等二级）、经验丰富。他共安全飞行了16000小时，为我国安全飞行时间最长的驾驶员。1954年为解决我国飞机缺少问题，我父亲参加了民航用苏联的发动机安装在美制C-47型飞机上（革新号飞机）的试飞工作。试飞成功，荣获民航授予的三等功。1960年6月，父亲协助空军，开辟了西藏航线（用苏联伊尔-18型飞机）。他常飞苏联和印度等国际航线，还培养了许多民航飞行员和干部，像北京民航局局长张瑞蔼等人，均为我父亲的学生。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许多爱国人士纷纷捐献、出力，我父亲带头捐了人民币1亿元（旧人民币），在当时是很突出的，表达了他的爱国之心。我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常年出差,住集体宿舍,很少顾家。也不向组织提自己的困难,他兢业,敬业,献身民航飞行事业。父亲为人低调，从不向我们讲述他的功绩，许多事情我们都是听亲戚说了才知道。

现在，在纪念两航起义70周年的日子里，我写这篇文章，不仅为了缅怀我的父亲，更希望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了解当年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了解先辈们为了祖国人民毅然起义的爱国热情。让我们记住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