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虽然得到有效控制，但社区仍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重要防线。经过前期艰苦卓绝的抗“疫”作战，社区形成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强大力量，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面对新形势下防控常态化工作，哪些有突破性、创造性的经验可复制可推广，成为未来社会治理的新方法、新机制？

上海新闻广播《市民与社会》栏目携手上海大调研、上观思想汇、人民网上海频道等媒体推出系列节目：破“疫”2020——疫情大考下的社区之治大讨论，共同找寻答案，推动相关制度完善和供给，让“善能”者有更大空间。

作为上海中心城区典型的居住型社区，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区域面积只有3.0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却高达8.26万人。2000年，社区自治“三会制度”——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在这里萌芽。2020年，在经历一次特殊疫情后，社区工作者和居民们再次围坐在一起，探讨疫情大考之下的社区话题。

进不去的门进去了

如何看好人，守好门？疫情来了，如何与居民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有效推进社区防疫工作的展开？在讨论现场，黄浦区五里桥街道铁一居民区书记徐玮捷和大家讲述了一个有趣又有爱的小故事。徐玮捷说，自己负责的辖区内有一个小区，由于管理方式不同，平常社区工作人员一般不会进入该小区。而在疫情期间，社区工作者细致、周到的服务令居家隔离人员倍感温暖，也让曾经陌生的他们成为了朋友。通过此次疫情，他们与该小区的60户人家建立了联系，从前进不去的门进去了，还发动了一批小区居民成为志愿者，往日的“情报盲区”就这样打开了。他们成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个火种。

小爱汇聚 温暖人心

社区里熟悉的陌生人，除了居民，还有这里的商户和企业主。疫情期间，种种联络，将他们系在了一起。水果摊老板冯永，曾是一名从不和社区打交道的个体户，但此次疫情中，生意遭受严重打击的他却主动联系街道，捐款1万元用于防疫。冯永的爱心令人感动，爱心背后的故事更令人倍感温情。活动现场，不善言谈的冯永一直沉默，这让熟悉他的城管执法人员倪俊靖忍不住要替他说几句。

倪俊靖告诉大家，冯永的商铺曾遭受火灾，当时，他儿子所在的黄浦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山学校为他捐款7000余元，这让冯永非常感动。因此，这次疫情到来的时候，冯永毫不犹豫将曾经得到过的惠助回馈给了社区。“我们通过疫情打破了社区居民和居委会之间的冰，也打破了像这样的个体老板、个体工商户和我们社区之间的冰。我和他之间虽然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对象，但是了解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我对他又有了另外一层的认识。”

社区的“温度”如何持续

点滴汇聚成江海，正是这一个个普通人的行动汇集成为社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强大力量。五里桥街道党工委书记沈永兵告诉小研，疫情中最打动他的就是社区中的每一个人，为了同一个目标，都动起来了。期望在今后的社区治理中，通过此次疫情防控形成的社群关系能一直持续下去。

然而，脱离了“防疫”这个大前提，此前建立起来的社会链接还能维系吗？群防群控机制又该如何转化为常态化的社会动员和公众参与机制？

五里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阮俊提出，要建立社区的共同目标，才能将大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共同目标其实是一样的，在社区来讲，就是安全、健康、有序、整洁、和谐，这是大家的共同目标。

社区共同目标的背后，其实是大家对基层政府共同的需求。回顾疫情防控最吃劲的阶段，五里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小尚说，小区里原来敲不开的门敲开了，说明居民群众对安全感的需求与社区当时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的社区管理是高度契合的。“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必须充分掌握居民群众的真实需求，通过我们沟通、对话的渠道，了解他们各个层次的需求，分析、甄别，在我们基层政府充分理解辖区居民的需求之后，再来根据需求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和产品，这样我觉得我们就能走到一起去。”

然而回应需求是特别复杂的问题，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黄晓春教授表示，随着社会结构不断分化，需求也在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因此，当居民普遍表达自己的需求时，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各式各样的需求令人应接不暇。而我们的基层政府，只能够相对来说满足最大公约数的需求，所以我们要寻求均衡，找到最重要、最紧迫的那一块，这就需要我们有相应的机制，如自治的机制、共治的机制。

对此，阮俊表示，五里桥街道的“三会制度”让居民们自行协商讨论，即使需求是五花八门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在“三会制度”这个框架下，也能顺利解决。那么，基层街道和居委会做什么？就是搭平台。搭平台，建机制，然后做服务。

而通过此次疫情应运而生的社区治理新方法，有哪些是可复制可推广。黄晓春教授表示，在疫情防控期间，居民们因自身安全的需求找到社区，原本是一个私人性的问题，但由于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相互作用，所以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

今后，这个“公共空间”将在上海各个区域不断重塑，成为上海未来社会治理的支撑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更好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并将成为上海参与未来全球化竞争的基础。而五里桥街道的“三会制度”将积极提升“公共空间”的自治水平。“‘三会制度’让各个阶层的人都有表达自我的渠道，于是这成为一个平台，让不同声音交织，让不同利益碰撞，最后形成我们的‘公共空间’。在这里，通过反反复复的（意见）碰撞，形成对社区文化的认同，把社区那个‘家’（心理层面）重新找回来，在这里，你是安全的，你是被认同的，你是被尊重的，这就是上海的竞争力！”黄晓春说。

冲突、矛盾、碰撞，将在公共空间中消融。越来越多爱的种子，在社区萌发，将这里的每个人紧密联结。

（上海大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