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苹口述 肖岚执笔

三、瑞金二路26号花园洋房

1962年，受统战政策安排，我们迁入了南昌路瑞金二路路口的花园洋房。这栋房子是由两幢对称的房子组成的，是一对德国兄弟建造和居住的，一人一幢，外面里面构造全都是对称的。原来两边都有大门，楼的西面有个大花园，里面种满花草；里面装修的墙壁都是用油木板贴的护壁板，壁炉都是大石头砌出来的；房子的平顶是粉刷的，是一根一根方的木头架起做的梁，很漂亮。

这房子一共三个楼层三家人，一楼是我们家；二楼原本是位作家，他搬走后就是瑞金医院的一位医生邝安堃；三楼是一位卢湾区的区长。隔壁楼则住着作家陈伯吹和两位革命老干部。

我家底楼前有个庭院，原本三面都是高高的围墙。底楼挑廊共有三个拱门。我们以前经常在那里拍照，拍这三个“圈”，很好看的。打开两扇落地的玻璃长窗门进去就是客厅。西面梯形窗那个大房间是爸爸的卧室。原来窗户外面有花式栏杆的，我们家有很多照片都是在它前面拍的。

那几年爸爸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了戏曲上。1963年他帮盖叫天导演了《武松》，爸爸曾经带我到他家拜访，也带我去摄影棚看他们拍片子。1964年上海京剧团团长周信芳邀请爸爸给他们剧团排演《智取威虎山》，我也去过几次排练的地方。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爸爸为这部剧修改了舞台的调度。原先的布局是中间坐着大王，旁边是八大金刚。爸爸则把“座山雕”的椅子改放在舞台的右侧，而杨子荣的位置被定在舞台中央，所以在杨子荣给“座山雕”献图的时候，整个舞台就是围着他转。舞台看上去不是原来古装戏的格局，而是更加电影化的舞台艺术调度，整个舞台就活起来了。六十年代初，爱华沪剧团的团长凌爱珍请爸爸排《红灯记》。当时这个戏还不叫《红灯记》，几个剧团都在排这个戏，改编自电影《自有后来人》。爸爸去排戏就给它改了个名字叫《红灯记》，这个名字的来源是爸爸提出来的。这部戏最后定稿以后，江青到上海看的就是爱华沪剧团的这个版本。后来改成京剧也是以这个版本为基础的。这几部戏能够在戏曲舞台上那么有亮点，更体现了爸爸的艺术功力。

爸爸平日生活里还是保留了上海宁波人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大年夜把家中已故亲人的像供上敬香跪拜，供完了才能吃年夜饭。逢年过节也一定会买些花。比如说到春节一定会去买一枝带红果子的天竺，跟腊梅一起插在大花瓶里，还会告诉我们腊梅和天竺红果配是什么寓意等等。我从小就这么看着听着，就慢慢学到了，到现在逢年过节都还有保持这个习惯。吃饭也都是有规矩的，爸爸坐在最上首，我们坐在什么位置，筷碗怎么放都是有讲究的。爸爸怎么规定的，我们就怎么做。逢年过节，大哥一家，大姐一家都会过来的，大人坐一大桌，小一辈坐一个小桌子。这种影响到现在对我都很深。说起过年，又想起每到逢年过节之际，一些爸爸的朋友也会来我们家走动一番。其中就有电影界很有名的笑星关宏达，他极为敬重爸爸，每年初一都要先来给他拜年，还会把将要去慰问部队的节目先给爸爸表演一段，热闹非凡。

爸爸对穿衣服的品味也非常高，他选的衣服颜色和样式又大气又漂亮。那个时候苏联在中苏友好大厦开展览会，他参加活动完回来给妈妈带了两件衣服。那两件衣服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一件是穿在旗袍外面的开司米外套，很好看的淡灰色；还有一件是灰色的拉链夹克衫，面料不像尼龙也不像真丝，式样新潮又大方。记得当时他买好两件衣服，鲜格格地回来，结果却把衣服忘在三轮车上了。他的学生一路上找回去，结果看到衣服在警察亭子上挂着，真是“虚惊”一场。爸爸还会带我参加他朋友圈的活动。犹记得去过周信芳的家，周老的太太好漂亮；去过盖中天的家，他家的客厅和庭院放着许多古色古香的摆设，还有长枪大刀，我当时都看傻了；还参加过演员强明的婚礼，访问过乔奇家，去医院探望过舒绣文、秦怡、上官云珠等。印象中除了眼花缭乱的越剧演出服、绢花，这些演员、明星们生活中的衣服也是很好看的，这些对我都很有影响，让我从小对色彩搭配都有了一种感觉。还有他们说话的仪态、腔调和待人接物的礼节，我都是从小看在眼中，记在心中，印象深刻。

我原来就住在朝北的小房间里。文革的时候，爸爸怕人家冲进来批斗不敢住大房间，就住在我的小房间里。所以临终前的那几个月，他其实是住在我的小房间里的。原来我们家总是门庭若市，但在文革那个政治环境下，就几乎没有人上门了。但是爸爸的挚友赵清阁即便在那时候也来看过他。那天她带着保姆阿姨到瑞金医院看病，弯过来到我们家来看爸爸。看见爸爸住在后面的小房间里，又冷又潮，她当时非常生气。但爸爸说他住在前面害怕，自己愿意住在后面。爸爸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所以很担心我未来的出路和去向，还把我托付给赵清阁，说万一以后我到了无处可去的时候，要她收留我。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一共被抄过三次家。第一次来抄家的是电影局的造反派，来了将近十个人。我们都被赶到院子里，妈妈、保姆阿姨和我都站在一个角落，爸爸就站在门厅前的一个凳子上。那时候文革刚开始，他们还只是找那些他们认为跟“牛鬼蛇神”有关的东西——旧照片、书、字画等等，找到了直接就在院子里烧掉。最可惜的是原本客厅里挂着的三件东西：一件是田汉先生送给爸爸的书法，上面写的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件是欧阳予倩写的一幅很大的诗词，还有一件是爸爸1953年在北京出席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一张大合照，中间还有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前两件书法作品直接被烧了，而那张长合照被他们连着相框一块拿走了。第二次抄家来的好像也是电影厂的人，也还算比较有规矩。到第三次来的就是社会上的学生社团组织，就变成了乱哄哄的打砸抢，会把衣服、首饰都翻出来。这几次抄家过程中，他们对待爸爸那样一位中风过半边残疾的老人，如此穷凶极恶的样子，我都看在眼里。害怕，憎恨，无能为力。这种阴影久久不能忘却。

文革当中有一段时间爸爸因为中风开刀、受刺激胃出血等接连几个病住了好长时间的华东医院。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知道心疼爸爸了。那个时候我初中三年级，每到星期六放学以后就从瑞金二路沿着瑞金路延安路走过去，有时候也会坐71路。我在医院给他读报陪他，待到晚上再回家，有时候星期天也去。当时我面临初中毕业，爸爸虽然生着病，也还是很关心我今后的出路，所以他专门打听到了上海戏剧学院附中那年会招生，让我准备考试。上官云珠和秦怡正好也在华东医院养病，爸爸还特意让我把准备了的朗诵念给她们听，让她们给我辅导。

后来爸爸在电影局里受审查，负责泡办公室的热水瓶，要从冲开水的地方拎到办公室，但他的一只手在中风以后就不能动了，就只能一个手拿热水瓶。那个时候每天到了他下班的时间，我就到电影局门口（26路车站对面）等他出来，把他接回家。他临终前的那段时间晚上特别特别冷，他的脚冰凉冰凉的。有几个晚上，我就睡在他的脚后跟，帮他捂脚。

南昌路原来给我的感觉是很幽静，人很少。现在开了这么多店，变得热闹了起来。我对南昌路，包括这附近一带的感情非常深，因为那些年搬来搬去，就没有离开过。

今年疫情发生以前我还经常会跑到这边的国泰电影院来看电影，因为对这里有情怀，改不了的。小时候，我每个礼拜天都会去早早场看儿童电影。国泰、淮海、上海电影院，都很近的。只要看到有喜欢的电影在放，就问爸爸讨钱去看。

父亲对我从来没有很严格的时候，我都想不起来他什么时候为了什么事情凶过我，一直都是和蔼可亲的。而且他很有大家长的风范，不管是我们自己家的子女还是别家人的子女，都会向他聚拢。他有号召力和凝聚力，有能力维护那些需要他帮助的人。

我珍惜爸爸给我在这个家庭中的爱护。我也觉得我的性格上遗传到了爸爸的乐观和善良，会更多地从好的方面去想人家，而不会钻牛角尖地去对待事情。这样人才会开朗豁达。

对南昌路的情怀和念想归根结底是对与老爸相处的日子的怀念。这条窄窄的南昌路，寄托着我的无限思念。阳光下梧桐树影斑驳，恍惚间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如当年。

想你了，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