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东方燕林

我在1968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苏北农村中学担任老师。文革的几年中，我就是一个万金油，在学校里教过语文、数学、农业基础知识（化学、生物）、工业基础知识（物理），也上过图画课和体育课。在那不要教学质量、只要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我也就糊里糊涂地混过来了。

1977年秋天，终于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所在的泗阳县洋河中学是一所有初中、高中的中学。学校领导为了取得高考的较好成绩，在四个高中毕业班里挑出成绩较好的学生组成了一个高考班，由我担任这个班的化学老师，从此以后我的专业和教学挂上钩。当时，在农村的城市下乡知青、回乡知青得知恢复高考消息后，纷纷到学校要求补习，学校最后决定利用星期天和每天晚自习时间开设高考补习班。我清楚地记得，因为要补习的人太多，教室坐不下，上课改在大礼堂。上课时礼堂里人挤得满满的，来迟的没有座位只好站着听。下课了，学生围着你向你问问题，那种渴望知识、渴望学习的情景，我终生难忘。

1978年，我被调到南京铁路第二中学任化学教师。这时学校里的老师大多是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大专学生，基本功扎实，每个人身上都憋着一股劲，要把那丢失的岁月抢回来，教学认真刻苦，教学科研风气浓厚。学校高考成绩喜人，连续几年在区里名列前茅，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企业中学跻身区里先进行列。我由于工作认真，教学成绩优异，从化学教研组组长提升为政教处主任，受到校、区、市多次表扬，荣幸地被南京市教育学会、南京市中学化学学会纳为会员，并被南京市政府特聘为南京市教育督导员，参与南京市中学的教学管理和教学监督。

改革开放的春风使各民主党派的发展走上正轨，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学校里的民盟成员逐渐增多，我担任了学校支部主委，两年后担任民盟区委主委，并被推送为区政协常委、委员。此时我的工作分成两部分，一方面是校内工作，主要是对学校、班级、学生的日常行为管理和教育，同时我也不放松自己的化学教学，必须保证良好的教学成绩。另一方面，我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做好社会工作，组织和管理民盟十几个支部，做好走访和调研工作，积极开展外出学习和参观访问活动；组织撰写政协提案，协助区统战部、政协写好调研报告。由于工作出色，民盟区委受到区政协、民盟市委的表彰。

退休以后，我来到上海，积极参加区、镇的各项公益活动以及镇民主党派联谊会的活动，撰写统战论文。我写的统战论文有三篇刊登在区统战论文集中。我还组织了华漕书法沙龙，带领书法爱好者们参与镇组织的公益活动，为百姓写春联、送福字，受到了镇相关部门的一致好评。

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我个人政治素养和文化修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我的一生中，我清楚地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1945年，我父母在北平，由刘仁领导的中共北平地下城工部介绍到晋察冀边区参加革命，当时出生只有100天的我随父母来到解放区。我清楚地知道我两岁时，由于随父母行军，过度劳累生命垂危，是解放区里的老乡不顾母亲去世放弃守孝为我治病救了我。我也不会忘记在一次夜行军撤退时，我从驴背上摇篮里跌落滚下山坡，负责护送的解放军战士不顾暴露的危险，点上火把，从乱草从中找到我。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共产党给的，我的父母经常告诫我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吃解放区的小米长大的，不能忘本啊！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的工资从几十元、几百元、几千元到上万元，我的住房从单身宿舍到享受高级职称的上百平方，我的生活越来越好，我的晚年越来越幸福。我知道这些都是共产党给的，这一切都是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我永远不忘，终生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