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吴春福，1930年3月出生，汉族,江苏无锡人。1946年参加工作，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发工作，并长期致力于我国核工业建设。

老大哥原来是“地下党”

我是1946年10月从无锡老家来到上海，进入钱镛记电机厂担任学徒工的。出身贫下中农的我刚来到上海时，一心想把技术学好，让肚子吃饱。

我们厂有一位管理工具的负责人，平时对我们这些学徒工非常和善，很有威望。1948年9月的一个礼拜天，他突然把我们几个出身贫下中农的学徒工召集到西郊公园聚会。在公园里，那位老大哥对我们说：“你们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吃的是什么？能够拿多少钱？资本家对你们的剥削是不会改变的，只有靠共产党才能翻身做主人，因为共产党是代表工人的党。”我们这时才知道，原来他是共产党员。

老大哥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凭什么辛苦劳动的人没有好报，资本家却可以不劳而获？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一生跟着共产党，为穷人争一口气。在老大哥的带领下，我暗中加入了民兵队伍，参与起党组织的外围工作。后来在解放军解放上海的过程中，参加了保卫工厂的斗争。

解放后，工人阶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衣食无忧，我得以全身心地投入技术学习。钱镛记电机厂也和另外两家电机厂合并为上海南洋电机厂，成为上海现代化工业的摇篮之一。想到可以为新中国的工业做贡献，我更加废寝忘食地学习。

为中国人的志气“发电”

我是学电机出身的，接触原子弹工作是出于偶然。

在苏联的帮助下，新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秘密启动了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但1957年底，中苏关系突然破裂，苏联专家带走了图纸和技术。没有了外援，一切都要依靠自己。

没料到，一次作业中，直流发电机突然发生了故障，铀235的提炼工作陷入了僵局。当时，国防科委邀请了很多专家、教授来修发电机，都没有结果。后来，国防科委辗转打听到，上海南洋电机厂有一位精通机器的工人技术专家，就请我去试试。就这样，我来到了大西北。

那个时候，我接触电机已经将近10年，对机器的构造了如指掌，稍加勘测，我就找到了问题所在——一个关键零件松动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发电机就重新运转了起来。得知这个消息，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副主任张爱萍、二机部部长宋任穷都发来贺电，宋部长还亲自接见了我。从此，我扎根祖国的国防事业。

初到大西北，那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不习惯，尤其是喝的水，一杯水里一半是泥，要等泥沙沉淀到底才能入口。我到了西北没多久就遇上了“大饥荒”，每天只能吃豆饼粉、青稞粉，不久双腿浮肿，苦不堪言。但我告诉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把原子弹造出来。

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有向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科学家汇报工作的机会。每次见面，他们都是衣着朴素、面容憔悴，却始终温和、客气，专心致志地探讨业务。见到那么了不起的科学家都对身处的恶劣环境不以为意，我们更是干劲十足，要让全世界看看中国人的志气！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试爆成功。当天，基地沸腾了。可以说，从那天起，我们国家真正把腰杆挺直了！

28年扎根西部，初心如磐

我来到大西北那年是28岁，没想到在核基地一待也是28年。核工业是绝密事业，来到大西北后，对于父母而言，我就成为了一个迷。一连28年，我没有回过上海，我在做什么工作，家里丝毫不知。

工作上要保密、生活上异常艰苦，这还算不了什么。我们时刻和铀元素打交道，这其中的危险真是“九死一生”。铀235含有剧烈放射物质，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一旦吸进身体，对肺部、肾脏都有不可逆转的损害。当时的防护条件有限，很多从事浓缩铀生产的工作者，指甲上、头发里，甚至家里的衣服、枕头上，都充满了放射物质。长期的放射环境，严重伤害着我们的身体。我身边不少亲人、朋友、学生都早早地离开了。

核工业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我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颗螺丝钉。但和千千万万个核工业工作者一样，让祖国强盛起来、让老百姓不再受欺负的初心从我踏进西北核基地的那一刻起，就从来没有动摇过。为了这份初心，我甘愿献出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