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朱扬清（刘一居民区）

1964年的春节，我和同事小林留守在崇明农场的一个农业大队里值班，度过了进农场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除夕，我俩吃了顿别有风味的“素菜荤烧”的年夜饭。至今时隔50多年仍难以忘怀，想起来还有诸多感慨。

那是短缺经济的年代，许多物品都是凭票供应，老百姓过着艰苦的生活。刚从芦苇荡里围垦建立起来的崇明农场，物资供应更是紧张，副食品匮乏，有钱、有票证也很难买到鸡、鸭、鱼、肉，很难烧上一桌象样的年夜饭。但小林说年夜饭是团圆饭，是一年中最丰盛、最重要的一顿晚餐，虽然过穷年、苦年，但也不能亏待自己，要想方设法吃好这顿年夜饭。我赞同小林的想法，思考着如何吃好这顿年夜饭，不禁想起了“老围垦”战士、农场丁场长作的场史报告。他说在1960—1961年围垦建场初期，国家正处在“三年灾荒”时期，物资供应非常紧张，围垦战士的伙食十分差劲，一日三顿吃的是苞米饭、苞米粥、酱包瓜、酱油汤，被人调侃为“三包一奖”。为了改善伙食，让大家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炊事员们动足脑筋，想尽办法，硬是用素菜烧出了多种色香味俱佳的“荦菜”，使广大围垦战士吃得津津有味。由此得到启发，我说：“何不传承老围垦战士的这种好传统，吃个‘素菜荤烧’的年夜饭！”

于是，我和小林忙碌起来，小林留守值班，我骑了一辆“老坦克”自行车，赶到毗邻农场的一个乡村集镇釆购食材。因豆制品是凭票供应的，我只得用黄豆换来了百叶、豆腐干等豆制品，烧成了“素鸡”、“素鸭”。买不到鱼，我俩就用崇明香芋去皮切成块状，烧成红烧鱼块。想买猪肉，更是难上加难。当时农场职工吃食堂饭不发肉票，我用粮票从老农民手里调换来两斤肉票，四更天起早赶到农村集镇去“轧肉庄”，经过几个小时挨冻受饿，好不容易排到队了，斩肉师傅看看我是农场职工，说：“我们老农民也不够买，你来轧哈闹猛！”有肉也不卖给我，只得空手而归。我俩只好用冬瓜烧成了“红烧肉”。这样，鸡、鸭、鱼、肉样样俱全，算是一桌上台面的菜肴了。看着面前的“杰作”，我俩兴高采烈，相对而坐，津津有味地吃起年夜饭来，平素滴酒不沾的我，破天荒地喝起了崇明老白酒。崇明老白酒甜中带点酸，像甜酒酿的味道，度数不高，非常上口，但后劲很足。不一会儿，一碗酒下肚，我浑身发热，微微发醉，昏昏欲睡，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不胜酒力的特殊感受！

当今食品丰富，食材应有尽有，过年吃个丰盛的年夜饭，小菜一碟。现在时尚的是，除夕一家人团圆在一起，开开心心地走进餐馆，看着央视春晚精彩的文艺节目，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吃年夜饭，辞旧迎新，其乐融融！现在平时吃的晚餐，也比当年的年夜饭丰盛，许多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都说现在的生活天天都像在过年，顿顿都像在吃年夜饭。50多年前那种吃年夜饭的窘迫、无奈和苦涩永远一去不复返了！这吃年夜饭的变化，折射出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变化，是新时代人民过着小康生活无比幸福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