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朱家瑛（天原二村居民区）

五十年前，我从苏州市一中下乡插队到太仓老闸公社大众大队，这是一个地处偏僻的村子，村里有一所小学校，“小”到仅有一间教室，一名教师。在“学校办到家门口”的潮流下，这样的小学在农村不少见，但它是当时全县独一无二的四复式单班校。学校原来的老师被调走，三十多名一至四年级的小学生无人上课，于是大队干部从田间把我找来，要我“顶”上去。

十八岁的我成了这个复式班的“孩子王”。没有人帮助，没有人监管，“校长、教师、工友”聚一身，一切简陋到不能再简陋：哨子、粉笔、黑板是仅有的教具。没有上过师范，更不懂复式教学为何物的我，面对三十多名不同年级的小学生，真不知所措。四个年级共有语数八门主课，三四年级还各有一门常识课，单是教科书就有十本；唱歌、画图、体育是列在课程表内的，当然必不可少；一节课四十分钟时间，平均每个年级的直接教学时间只有十分钟，教学难度可想而知。

我凭着对自己小学生活的回忆，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难得有机会去其他学校听复式老师的课，我才慢慢懂得了复式教学的三要素：动静搭配，自动作业和小助手。备课笔记大多写在教本上，每周的唱歌课都安排在周一，因为只有经过星期天的休息，嘶哑的嗓子才得以稍稍舒缓。有时，公社召开各学校负责人会议，说是有重要精神要贯彻，我接到通知后还真犯愁，从村校到镇上，来回步行要两小时，碰到雨天道路泥泞更是难以行走。不去不行，要去却没有人代课，只能安排自动作业，教会“学生小助手”协调，才不至于“关门打烊”。日复一日，我辛苦地工作在农村复式教学的第一线。

三年后，公社教委会首次组织小学各年级语文学科的抽考，我所教的四个年级中有三个年级被抽到。没想到，我教的复式班学生竟在全乡十所小学中名列前茅。虽然“智育第一”的思潮一度又遭批判，但我的工作态度和教学能力由此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被选送参加县和地区教育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业务能力有了长进，第一批被转正为公办教师，多次在全县复式教研活动中上公开课。

我在复式单班校整整工作了八年，和当地的学生和家长熟如家人。复式班出来的学生日后也有考取中专和大学，毕业后有的服务于本乡本土，有的留在大城市担任医疗和教科研工作，我为他们骄傲。我常感叹：农村小孩并不笨，如果他们从小不受复式教学的局限，肯定会更有出息。

八年中，住的是知青小屋，方圆几里路没有商店，吃菜还得靠自己种植，和外界联系的纽带就是乡村邮递员。在漫长的岁月里，信件和一份《解放日报》是我最奢侈的精神食粮。

八十年代末，我被推荐到太仓市教育局教研室担任复式教研员。当时，全县的复式班已减少许多，乡镇附近的村校大多合并到镇中心小学，只有距离中心校较远的村校才设复式班，也大多是两复式班，不再存在四复式模式。每个星期，我都要下村校听课二至三次。一大早出发，赶农村公交班车到达乡镇，然后在中心校领导的陪同下骑自行车去所属村校听课，自行车一般要骑四十分钟以上。一到村校，抓紧时间听课，专心致志笔记，诚恳客观评课。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下乡听课后，我注重积累素材，认真整理归类，及时分析总结，再结合自身从事复式教学的体会，到各镇为复式教师做业务讲座；还为太仓师范学生上复式教学示范课；并成立了复式教研中心组，编辑《太仓市复式教学论文集》。苏州市教育局教研室还在我市相关乡镇搞了大市级复式教研活动，专家们听课，听论文交流，还参观了有复式班的村校，对我市的复式教学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撰写的复式教学论文还在苏州市教学学会论文评比中获奖。

我在复式教研员的岗位上奔波了又一个八年。随着时代发展，乡镇合并，乡下的烂泥小路改造成了水泥大道，直通各镇中心校，农民富裕了，出行工具也升级了，家家都有摩托车或私家车。苏南地区乡镇中心校的办学条件不断提升，农民迫切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先进的现代教育，于是，撤销村校势在必行，学生都转到中心校上学，农村复式教学从此寿终正寝，完成历史使命。我从复式教研岗位“下岗”也就顺理成章。

复式教学是我走上教学岗位的起点。有了这段经历底蕴，后来无论担任学校行政工作或是师资培训工作，再难再累，我都觉得还是当年的四复式教学最辛苦。

复式教学由旺到衰，是江南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必然结果，我可谓是这段教学改革史的实践人和见证人。今昔对比，感慨万千，由衷祝福伟大祖国的教育事业繁荣昌盛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