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于超（锦屏）

灾难中最能见人性。9月的一个周日，我在长图观看了根据英国小说家、戏剧家毛姆1925年创作的，以中国一山村梅潭府发生的霍乱灾难为背景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美国电影《面纱》。

电影直接从一男一女两个年轻外国人被车丢在中国南方的山水间稻田边开始。貌合神离的二人坐在若干行李箱上，一个看书，一个撑着伞自己消磨时间。一些抬轿子挑扁担的中国苦力姗姗来迟，被放在轿子上的这两个外国人一路被抬着，傍着绿油油的稻田和烟雨朦胧的“山水画”一路走到他们在“梅潭府”的寓所。本应是整个旅途最短暂的部分却在银幕上被空前的细致交代，这个过程既是影像化叙事的需要，又是异域、美丽的风景令电影的视觉效果倍增。重要的是，让我们观众从这对夫妇的表面之情，联想到从一开始就没那么简单。

影片的男主角名叫沃特，是个刻板的、认真的年轻细菌学家。女主角叫凯蒂，两人的相见是由女方父母特地安排的。沃特对凯蒂是一见钟情，而凯蒂不爱沃特，只是为了逃避母亲的罗嗦，答应了沃特的结婚请求。一次凯蒂的偶然出轨，让沃特知道了，他不动声色地说要带凯蒂夫唱妇随一起去中国霍乱疫区，帮助那里百姓改善疫情。起先，凯蒂并不想去，找了那位第三者谈，让他出面与沃特谈谈，留下凯蒂。但第三者婉拒了，凯蒂无法，只能随丈夫沃特前去中国。于是，就开始了片头的这个场景。

沃特在中国的表现，如同“白求恩”一样：他每天恪尽职守，辛辛苦苦的研究水质；他每天将口袋里装着的零花钱分发给难民；他甚至试图用英语说服地方军阀无偿帮助百姓。他是西方个人英雄的化身，前来拯救东方于水火。也许他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只是一个科学家，但影片中他的行为却让观众们看到了一个鲜明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形象。影片中有个值得玩味的段落：为了解决村里已经被污染的水源，沃特操着标准的伦敦音在当地因地制宜，建水车，买竹子，引水进村。通过上百根竹子引导的大山深处的清水喷涌在村民们面前时，这些被瘟疫笼罩愁云惨淡的中国百姓们露出了惊喜的笑容。后景中心，是一个踌躇满志的西方文明代言人优雅、自信、略带羞涩的英俊的面庞。镜头是有意味的，这是一个开化了的文明对另一个未开化文明的成功启蒙。其实这个桥段不可信的成分很大，对于我们有着“大禹治水”、“上善若水”、“依水而居”传统的民族，应该还不至于弱智到连竹节引水都要依靠一个“外来者”的智慧吧！当然，电影就是建立在假定性基础上的“不现实”，我们不必较真，完全可以理解电影试图塑造一个“救世主”形象的良苦用心。意味深长的是，真正的获救者不是疫情中的中国百姓，而是凯蒂，这个带着“原罪”的“坏女孩”，终于在与世隔绝的真空里认知了丈夫，认知了爱，却以失去爱人为代价。

故事的结尾，则是凯蒂在载着冒着浓烟的汽船中，孤身离开这个水生火热的、世外桃源的中国。中国的疫情大灾难被渐渐甩在了身后，那么真切的苦难，原来无非是一个异邦女子寻找真爱的背景。如果说香港的这座城，成就了张爱玲笔下白流苏的倾城之恋，那么毛姆笔下的中国山村梅潭府，救赎了凯蒂这样的“坏女孩”之困境情感。所有的悲剧都需要一个不可挽回的牺牲理由作为代价，所以沃特死了，他光着脚被埋在了他所热爱的中国的黄土地里。他的死，救赎了他的妻子凯蒂，也让观众的我们联想到鲁迅的那句名言：“有的人死了，可他却活着。”……爱是具体的，爱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