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王作彬

1930年生，河北卢龙县人。1945年（15岁）参军，1948年（18岁）入党。为中共社会部（情报部）李克农麾下情报员，任华北社会部电台台长，先后参与石家庄战役、清风店战役、晋察冀战役、天津战役、和平解放北平、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解放重庆、成都、西昌等战役的情报工作。1950年至1953年两次进藏。1956年转业到地方，先后参与中央无线电研究所、1057工厂、1027研究所、1051研究所、1050研究所的创建和改建工作。1985年底退居二线。1991年离休，为副局级干部。

文 朱惠兴（长风四村）

“长风三村有一位曾参加过开国大典的老人，你愿意拜访吗？”长风三村离退休干部学习小组副组长杨军浩向我问道。“好啊。当然愿意。能参加开国大典的，一定有动人故事。”我欣然答应。

老人叫王作彬，不久前，在长风公园门口摔了一跤，被送往医院，好在无大碍。经预约，我拜访了这位老人，长风三村居委会书记顾辰晨随同看望。不谈不知道，一谈吃一惊。这位老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李克农麾下的电台通讯兵。

在天安门城楼前见证开国大典

回忆开国大典，王作彬说：“1949年10月1日，我和中共中央机关（对外称劳动大学）人员，在天安门西侧、中山公园南边的长安街边参加开国大典。听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看毛主席升起第一面国旗，感受游行群众对毛主席的爱戴。见毛主席挥帽向群众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集会群众在灯火辉煌和信号弹的照明下散去，那时的我心潮澎湃，对自己说一定要牢记使命，继承传统，奋斗终生。”

两次“进藏”  圆满完成情报联络工作

1950年1月，中央军委二部决定派遣解放康藏情报站。该站由两名团级干部带队，带电台共10人，王作彬负责电台工作。此时医生发现王作彬有心脏病，但王作彬觉得任务光荣，加上年轻气盛，未和医生讲明被派遣进藏，并向领导瞒了病情，高高兴兴地出发了。临行前，李克农接见情报站全体人员，嘱咐大家要团结，要尊重进藏领导，要注意政策。军委派专机（运输机）把他们送到重庆，编入十八军，称十八军统战部。

在去成都的路上，一行人遇到武装土匪拦路。有一位排长在与土匪激战中牺牲。到了成都，因匪患严重，十八军决定推迟三个月进藏，就地剿匪。1950年4月，情报站成员乘车到达雅安，之后驮骡前进，跨越二郎山。王作彬帮助战友捎带步枪（本人佩戴手枪）押队。二郎山西侧阴雨连连，八十里山路困难重重，雨衣笨重，雨水灌满鞋子，人困打盹，行进中会不知不觉地站立睡着。终于在艰难中到山顶，住了一夜，第二天天晴，下山到泸定，乘牛皮船，渡大渡河。大渡河水流湍急（流速每秒7到11米），从上船到靠岸被下冲1000米，需再步行登山两天后到达康定。王作彬参加了十八军前方指挥部进行高原生活训练，向五名懂汉语的藏族青年干部（后随行）学藏语。为适应远距离通信的需要，王作彬改装电台，缩短线圈，拆下一些电容器片子，以达到提高频率的作用（后发挥重大作用）。

1951年6月，由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率领和平解放西藏先遣队（一个警卫连、一个小文工团和统战部全体计200余人），翻越了5500米高的瓦河山（山顶长数千米）和6100米高的丹达山。每到宿营地，王作彬和翻译就会到藏民帐篷向藏民宣传，许多词汇藏民听不懂，要用靠手势比划。队伍过了怒江、澜沧江、嘉里高原、“四步一回头”缺氧山，终于到了拉萨平原，途中还有一位战士发心脏病牺牲。队伍整装入城，先遣队完成任务，时间定格在1951年9月9日。

虽然签订了协议，但仍有反动势力的阻碍，此时十八军大功率电台、从青海派入的电台、中央代表从北京带来的电台，都不能联络中央，只有王作彬改装过的电台能与中央畅通联络，故王作彬被调往中央代表处与中央联络。

1952年秋，西藏赴京代表团成立。统战部处长徐淡庐与任副团长带队，王作彬任徐淡庐的秘书。代表团乘飞机经印度、新加坡、中国香港到北京后，全体人员参加了周总理举办的国宴。

1953年，西藏代表团转道海外返回拉萨。原先派王作彬进藏的一位处长，本想把王作彬留在北京。但是，徐淡庐和王作彬在离开拉萨时，曾对留在拉萨工作的战友有一个保证：仍返回拉萨。于是，王作彬又从内陆第二次进藏。1953年5月至1953年11月，在拉萨的联络处完成使命。1954年1月，王作彬回到北京。

笔者后记

王作彬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认真。他准备了长长的文字记录稿。在这些文字记录稿里，我感受到了老人一颗火热的心在跳动。1950年代初期的两次进藏，是需要勇气和担当的。王作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还荣立了三等功。这两次进藏，也为他的人生故事增添传奇色彩。“你住在怒江路边，你还记得怒江的汹涌吗？”我问。“记得。”岂止是怒江，一路到拉萨的艰辛，王作彬至今依然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