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月兴

在我出生前，大伯蔡保生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那时，我家住在卢家湾的谈家宅，靠近徐家汇路蒙自西路。大伯在原上海法商电车公司工作，上海解放时他才二十九岁。

由于我家是三上三下的楼房，前后是四通八达的弄堂，所以党组织经常在我家的东楼开会。东楼住的是三叔蔡金根，他和大伯在同一单位工作。在大伯的引导下，三叔也成了革命积极分子。东楼离东边邻居家只有三米不到的距离，大伯和三叔就在东窗边放了一块长约三米的木头跳板，遇到紧急情况，地下党同志只要把木头跳板搭在东窗和邻居家，就可以快速撤离。

每次开会时，大伯便安排祖母在弄堂口放哨，大伯母把住楼门，有陌生人进来，就用木棍敲打楼板。开完会，同志们就从后门分散离开。

1949年解放前夕，大伯和同志们接到了党组织下达的紧急任务，负责摸清梅陇、七宝一带的敌军碉堡布防情况。大伯就与同志们分成几个小组，利用休息天骑自行车沿着老沪闵路排摸情况。他们分头分段踩点，最后由大伯在家中汇成总画图交给上级党组织，为解放上海作出了贡献。

在国民党疯狂的白色恐怖下做地下工作，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有一次，大伯带了武器坐车去执行任务。遇到国民党反动派警察拦道“抄靶子”，命令所有乘客下车，挨个搜身。大伯想着绝不能被发现，他悄悄地把手枪塞进车窗的框缝里，然后若无其事地下车，“老老实实”地接受检查。全车乘客检查完毕，他仍然回到车里，趁人不注意，把枪从车窗框缝里取回来，继续去完成任务。

尽管始终小心翼翼，伪保长仍然注意到了我们家，他几次来我家找人，假猩猩地说：“蔡保生呢？我有事要找他！”幸亏大伯正好不在家，躲过了盘问。上级组织知道情况后，立刻安排大伯转移。等大伯再回家，上海已经解放，全家人高高兴兴地团聚，迎来了明朗的天。

小时候，大伯经常给我讲参加地下革命工作的故事，因此我一直向往成为大伯那样的共产党员。1973年，我实现了愿望，在上海化工机械厂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现在，党龄也有48年了。

1996年，老家动迁，我和大伯分开了。他搬到七宝，我搬到梅陇，但是我们时常见面，每次相聚最感兴趣的话题仍是聊他参加地下革命工作的故事！大伯于1999年去世，为了纪念他，向大家讲述上面的故事。

（作者系高兴一居小区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