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林

有一首抒发除夕情的歌曲唱道：一年365天，最难忘的是除夕夜，多远多远的路也要赶回家……“除夕”成了团聚的代名词。除夕不能归家，定有特殊的原因。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有过许多年的除夕只身在外的经历，至今回忆起来，还不免酸涩。

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一春，我在安徽凤阳的一个小山村里度过除夕。岁末农闲，知青本可以返乡探亲，我那时积极得可爱，愣是和同伴小汪在公社墙上贴出了“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倡议书。谁知应声全无，只好硬着头皮和小汪留了下来。幸好有队里老乡关照，才学着办起了那顿终身难忘的年夜饭。买了一块肋条肉，一半留做红烧肉，还得放些海带，图年节里吃得久些；另一半剁成馅，掺入粉丝青菜，做水饺和馒头馅。农村有的是杂粮，还煮了赤豆，包些豆沙包。包水饺、包馒头这些北方家常饭，却难煞我和小汪这两个上海蛮子。这一切又都是靠老乡帮忙，总算把那顿年夜饭搞定。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位帮厨的老乡，当年也就30开外的年纪，老婆孩子一大堆，愣是要陪我俩喝上两杯后才肯回家团聚。低矮阴冷的石板屋里，两个异乡小伙过起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不与家人团聚的除夕。那点火就着的老白干酒，热辣辣直冲脑子。不善饮酒的两个小蛮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都能窥见对方关公似的大红脸。那位老乡告辞后，我和小汪便无话可说了，不知不觉，一斤老白干见了底，我俩都酩酊大醉。

后来我参加了当地的文工团，这以后的七、八年的岁月里，也没能回上海过年。因为当年地方剧团每到春节要下部队慰问演出。剧团单身年轻人多，到部队好吃好喝，倒也潇洒，可就是难熬除夕晚上。团里除了9个上海同志，其余最远也就是省城合肥。大伙全赶回家过年，上海同志路远，无法一两天里往返，除夕这顿年夜饭就成了问题。开始指导员指派老同志每家带一个上海同志吃年夜饭，他自己带得最多，一般要带三四个。两年下来，上海同志不再愿意去别人家过年了。说来也是，人家老老少少亲亲热热吃顿团圆饭，中间夹一个局外人，你说别扭不别扭？无奈，团领导只能指派炊事员继续开伙，可那顿年夜饭总是吃得无滋无味。

那年月还没电视，炊事员早早让我们吃过晚饭，他还要回家团圆。9个上海人，吃罢年夜饭，便是大眼对小眼，全没了往日的精气神。唯一的排遣方式是听收音机。记得最清楚的是1977年的除夕夜，我打开半导体收音机，久违了的江南丝竹“紫竹调”袅袅回荡在我那间小屋里时，思乡之情陡然而生，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我坐不住了，独自走上大街。那是凤阳府城的花铺廊大街，两侧店铺早已打烊，寒风中显得格外清冷萧瑟，耳边只有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我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眼前浮现的却是家中年迈的老祖母和全家亲人的模样。那份思乡之情，思乡之痛，不是身在此境中，常人难以体验。

这些人生况味对于我以后舞台表演创作人物形象时，曾起到十分有益的帮助。同样，它对于我日后成家立业，养育子女，也储存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