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希纯

1958年的某一天上午，姆妈带着一只方凳去弄堂最末端的39号底楼客堂间“生产组”上班。那年，我六岁。姆妈是传统的家庭主妇，年过不惑的她，感觉只是去参加集体劳动，挣点小钱补贴家用，对“单位”、“工作”毫无概念。“大跃进年代”，上海很多和姆妈一样的“全职太太”，在“解放妇女劳动力”的号召下，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人。姆妈去上班的地方是典型的手工作坊，所在的生产组有三十多人。刚开始是承接防护纱手套的加工，她们用钩针把细纱将手指套与掌套连接，使纱手套成为完整的手套。不多久，手套工场改为承接上海金属制品厂产品“别针”的后序加工包装业务，因此称之为“别针组”。弄堂里还有纸盒组、围巾组。

姆妈的工种是拣别针，在离桌面约一尺的日光灯下，将有微小暇疵的别针挑出。她如此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辛勤劳作，一直坚持到1976年。那些年，这些如同农业生产合作社般的里弄生产组，并没有严格的退休制度，工资按日计，俗称“七角头、八角头”，就是干一天七角钱、八角钱，能拿到九角钱一天是生产组顶级工资了。

时光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我从江西插队回上海也进了生产组，在长征制药厂“外包内做”。就是承接厂方的输液管、针套加工，以及消毒包装的工作。这个叫做“药组”的生产组里，除负责人外，20多位职工是清一色回沪知青。我们在师傅带教下，身穿白大褂，头戴白帽子，脚穿白跑鞋，如同医务工作者。我被分配做“甩管”工——在半成品台上用右手抓起一把约一米长的十几根刚清洗好的、湿淋淋的塑料输液管，捏紧，立正，顺时针用力甩几圈，逆时针再甩回几圈，如此顺之逆之数次，将管上的水滴基本甩干后放到另一个工作台上。然后再抓一把，继续甩……干这个“甩管”活的只有三位组员，一起甩起来时，哗、哗、哗的声音震荡屋内。刚学徒时，我时常节奏把握不当，一不小心就会与同事甩的管子“打起架”来，只要听得噼啪一声，我就知道自己又“豁边”了，连声“对勿起、对勿起”!如此这般，大组长看我总学不像样，便将我换了岗。

那是只需一个人操作的工序——将一卷卷的塑料管切割成用作装注射针的半成品“套子”。全套设备是:一只高凳，一个约一米高的长方形靠着墙壁的工作台以及桌上安装的一台小型铡刀。我开始日复一日地做着同样的动作——开箱取出五卷塑料管放在铡台左边，拉出一段，用左手一起捏牢，放进铡刀，右手将其目测约模的长度拉入铡台另一边，然后右手将刀柄握入拳中，用适当的力一刀铡下去……就这样，孤独地闷声不响地干着、干着。我称之为天天“面壁思过”。

数月后，消毒车间缺个辅助工，组长调我去补缺，而将一位新进的组员安排在切管工岗位上了。五年后，外包内做的“药组”结束使命，我在被选去担任“青工政治轮训教师”前，服从安排，实实地体验了几个月的“拣别针”活儿，深感姆妈十八个春秋的不易。

1980年代，众多生产组先后重组为街道工厂，又名“小集体”。我所在的“药组”归属沪江金属制品厂，大组长改称车间主任，日工资改为月工资，随后又加入了“36元”的队伍。当时，同伴们真是发自内心的兴奋啊!因为终于和全民单位的差距缩小了。

如从1958年算起的话，里弄生产组生存了24年左右。一个曾经养活两代人的谋生之处，功莫大焉。里弄生产组已经成为载入史册的一个历史名词，我的上述回忆可算作形象的诠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