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林

连俊，一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朋友。笔者命题“连俊好福气”，似乎有点戳人家霉头。请读者听我把故事讲完，再看这个题目命得对不对？

连俊，1947年生人。儿时，因为父母多子女，工作忙，将他放在老家寄养。在乡下读完二年级后回上海又从一年级读起，比班上同学大了两岁。他1968年毕业于上海劳动局第一技工学校，要不是多读两年小学他应该是1966届毕业生。这个“要不是”给他人生带来了很多“要不是”，要不是68届就不会去甘肃下乡，66届67届都是直接分配进工矿企业，也就不会出现那个让他致残的夜晚。唯独一个“要不是”，让他不幸中遇到“大幸”。要不是和同校同届的学妹杨月琴（后来的妻子）结伴去了甘肃省庆阳县赤城公社五星大队时家老庄生产队接受“再教育”，就没有他后来的婚姻。当年上海中专技校生下乡不落户，锻炼一年后进当地工矿企业工作。悲催的是连俊还没等到一年期满，人生出现大逆转。

五十一年后，连俊兄跟笔者说，要不是陇东的地下窑洞，他也不会掉下地坑。陕北的窑洞是在山坡脚下开凿，陇东窑洞是平地向下挖出一个四方大坑，有斜坡进入地坑。窑洞就开凿在坑壁里，大坑距离地面有十多米高度。1970年2月的那个夜晚，连俊和集体户的另外两个男生在同队两位女生（其中一个是杨月琴）住处吃罢晚饭返回自己窑洞。听到远处传来狼嚎的声音，连俊循着声音方向去搜寻。大雪覆盖的地貌加上天黑，没有标识物辨别，连俊一脚踩空，仰面掉入地坑。颈椎骨被凸起的锥形冻土击碎，瞬间昏厥。同学和老乡中没有人懂抢救常识，把他背起来往坑外走，而不是找一块门板让患者平躺，致使碎骨刺破中枢神经。送到庆阳地区人民医院已是第二天凌晨。20天后，连俊被转送至上海华山医院治疗。这一住竟是三年有余。1973年的4月，身高1.78米的彪形大汉连俊只能撑着学步车勉强走上几步路。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连俊回沪治疗八个月后，也就是这批上海中专技校生下乡一年后，获得分配工作机会。杨月琴被分配至兰州纺织总厂当上了一名挡车工，融入一个新的生活环境。渐渐有热心人给小杨姑娘介绍对象了，此刻的杨月琴芳龄22岁。热心人的介绍无一例外遭到杨月琴的婉拒。人们疑惑、猜测，终于从小杨的上海同学口中探得真情，小杨有对象，还是一个截瘫的残疾人。人们的表情很复杂，惊讶、钦佩、惋惜……

笔者曾自以为是地猜测，杨月琴和连俊兄喜结连理，娘家这一关不好过。和杨月琴交谈后，发现自己真是“小人之心”。杨月琴说，母亲当着女儿和准女婿连俊的面说：“旧社会做人要讲良心，新社会做人要讲道德，月琴啊，假设摔坏的是侬，我相信连俊也不会不管侬呃。”多么善良的杨家人啊！当连俊转送上海华山医院治疗后，准岳父隔三差五地往病房送营养菜。准岳父家住南市老城厢，上班在人民路上的粮店。利用中午一小时的午餐时间，骑上半小时自行车赶到乌鲁木齐路上的华山医院，送完菜赶回粮店再上班。

在杨月琴鸿雁捎书的抚慰下，连俊从绝望、焦躁、苦闷的心境中走了出来，开始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出院后的连俊只能回到父母处。连俊回忆那些年唯一的盼头是兰州来信，杨月琴的书信成了连俊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连俊要给杨月琴回信，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他的十指已经失去功能，拿筷子都不听使唤，要捏住钢笔写信，太难了。心中有了念想，就会产生动力。连俊进行手指康复训练，渐渐可以勉强握住钢笔，但写出来的字实在是难看。杨月琴从这难看的字体中看到了希望，未婚夫的精神已经站立起来了。

1978年，劫后重生的连俊和同窗杨月琴领证结婚，第二年诞下一个男孩。鉴于这户家庭的特殊情况，上海、兰州两地民政、劳动部门伸出援手，办妥了杨月琴的调动手续。1979年底，杨月琴被安排在离家不远的凯旋路上的上海台布厂上班。此刻三口之家和公公婆婆挤在天山二村的一间房间里，无疑是特困户。房管所增配了半间房子，一室户变成一室半。熬到1982年，房管所再度照顾，分配给杨月琴一间15.6平方米的单独住房，厨卫是和另一户人家共用。杨月琴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总算有了自己的“窝”。

问及杨月琴：“那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像打仗”回答形象而精准。

杨月琴每天五点钟起床，好在菜场就在马路对面。买完菜抓紧做早饭，催儿子起床，帮助丈夫穿衣、如厕、漱洗。然后再煮饭烧菜，这是准备丈夫和儿子的午餐。弄完这些，来得及就草草吃口早饭，来不及就奔出家门去上班。从居住的天山小区（老四村）到厂里快速步行20分钟，如果遇上武夷路铁路道口关栅栏，那就惨了，上班必定迟到。那年月，迟到多了要扣奖金的。就是这般打仗一样的紧张，也没影响杨月琴的进步。她从生产一线操作工进入工厂管理层，在销售科做统计员，并加入了党组织。

俗话说，寒门出孝子。儿子在上幼儿园时，婆婆家娘家人帮着杨月琴拉扯。等到儿子连晏杰读小学三年级时，中午父亲的那顿饭由儿子包办了。儿子小学在天山二小，初中在娄山中学，均离家五百米。别人家孩子在学校就餐，小晏杰不能，他要赶回去帮父亲热饭菜。当时还没有微波炉，上灶加热要打开煤气。擦了火柴打开煤气，还没伸到出火孔，火柴燃尽，有时还烧烫了小手，弄得孩子手忙脚乱。就这样小晏杰为父亲奔波在学校和家之间整整六年，却没影响他学习成绩，稳稳的“学霸”。直到高中考取延安中学（延安西路汪家弄）来不及来回奔波才作罢。

杨月琴回忆说，当时没有专门帮助截瘫病人翻身的设备，每天夜里她要帮助丈夫翻身，她的生物钟就像定了时的闹钟，到点就响。换言之，杨月琴这大半辈子没睡过囫囵觉。所以，平时，只要倒头就能呼呼大睡。这样的艰辛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支撑力，是做不到底的。杨月琴一个弱女子表现出的“强大”让身边人肃然起敬。当丈夫连俊走出心理阴霾，参加社会活动后，她又多了许多事。丈夫发起成立了天山路街道残疾人读书会，外出开会时她要推轮椅全程陪同。丈夫要写发言稿或发表文章，在电脑没普及时，杨月琴还要在夜深人静时帮着誊写。连俊30多年来发表各类文章400余篇70余万字，在电脑没普及之前都是杨月琴帮助誊写的。有电脑了，她先学会，再教会丈夫使用。连俊戏称自己的电脑操作是“一指禅”，两只手中各有一根手指可以用一点力，所以他在电脑上写字，就是靠两根“一指”戳戳捣捣。

1996年，上海纺织系统全员下岗，时年杨月琴才47岁。她反而感到轻松了，再也不要像“打仗”一样奔波了。她应聘来到家门口的天山居委会当了一名聘任制的居委干部。照顾丈夫、居委工作两不误。薪酬不高，但很满足。她的社区工作屡受表扬，被评为社区优秀共产党员。后两年被街道司法所聘去当了人民调解员。这一干，整十年。

杨月琴和连俊的事迹受到地方乃至中央的表彰。1983年，杨月琴家庭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五好家庭”；1997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评为“全国文明家庭”；2016年，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书香之家”。

长期超负荷的体力付出，杨月琴身体感觉力不从心了。这个节骨眼上，儿子撑起了这个家。2002年，儿子连晏杰从复旦大学法学院毕业，并保送进入复旦研究生院读硕士。儿子却毅然决然放弃读研，直接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两年后贷款买下三房两厅的商品房（期房）。他对父母说，读研我会读的，以后可以在职读，当务之急必须改变我家蜗居状况，让二老有一个舒适的晚年生活环境。2006年杨月琴也退休了，带着丈夫搬离了居住24年的那一间老公房，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又过几年，儿子结婚成家，新房买在和父母一路之隔的小区，通常所说的“一碗汤”距离。

原本可以站立的连俊，在1998年的一次痔疮手术后不能站立了。这对于进入晚年的杨月琴而言，服侍变得更加吃力。2010年的一天，她叉着丈夫的胳肢窝要把他拖上床时，右眼突然失明，原来是用力过猛，致使眼血管爆裂，视网膜脱落。儿子当机立断请了住家保姆，专门服侍父亲，让妈妈得以解脱重体力活。如果凭着杨月琴和丈夫连俊的养老金收入，是无论如何请不起住家保姆的。因为，有了儿子这个坚实后盾，老俩口没有后顾之忧。

现在的连俊只要是天晴，就会在保姆陪伴下，坐着轮椅进入小区边上的吴淞江外滩（连俊起的名字）亲水平台上，转车轮练臂力，晒太阳深呼吸。灵感一来，“一指禅”戳电脑键盘写文章。看连俊的气色，面红堂堂。而妻子杨月琴则是满头银丝，有些苍老。

回到文章开头的设问，笔者自以为命题应该是准确的。杨月琴和连俊的故事让笔者想起一句名言：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我想改动一下：一个重残人幸福生活的背后必定是一个美满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