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杨月琴

50多年前，丈夫下乡伤残病退回沪。我在兰州棉纺厂工作，为了照顾瘫痪的老公，我向单位提出申请，要求调回上海工作。

我所在的“兰棉”厂有好几千职工，姑娘居多，当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姑娘结婚成家后，分居两地的状况表现突出。申请调动工作的就越来越多，我能在这众多的申请者中率先办成吗？心里没底。申请程序是，首先向车间工段的党支部书记兼工段长老马提出，他掌握着第一关“放行权”，然后是车间主任这一关，最后一关是劳资处。

马书记很同情我的处境。他是河北唐山人，20世纪50年代，他独自一人离家到兰州谋生。兰州是新兴工业城市，到处都在破土建厂。马书记那时候年轻力壮，很快被招工进“兰棉”筹建处工作。厂建成了，他便留了下来。成了“开厂元勋”。他们这一拨人中不少人担任了厂和车间的领导，老马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安排他当了工段长，但也管着三、四百号人。他在兰州挣钱养家，妻子在唐山老家耕种农田，抚育儿女，服侍老人。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爆发，使马书记家房塌屋倒。老家的六口人压死四口，遇难的是他的父母及一双儿女。劫后余生的妻子脊柱骨折，中枢神经损伤，成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截瘫病人。躲过一劫的是外出不在家的小儿子。马书记回家处理好后事，就把妻子和小儿子带回兰州。推己及人，我的请调报告一交上去，他马上呈报厂劳资处。

请调报告报上去半年多，音信全无，照理说，这点时间不算长，但我却有点等不及。关心我的同事们纷纷劝道：还是快“烧烧香”通通关节吧，现如今求人办事哪能不花销人情开支？想到千里之外伤残的丈夫正翘首以待等我回去。我决定拉下面子去“通路子”。但我是个一线生产工人，平时来往皆“白丁”，根本不认识工段长级别以上的领导，送礼都摸不着门。于是，我又想到了马书记，他与厂里各级干部都熟，由他替我去催办，肯定事半功倍。

马书记家离我们宿舍不远，我常去，很随意。去了与师傅谈谈工段里的情况，跟师母聊聊家常。但这次去，我却有点犹豫不决，目的性太明确，功利性太强，有点难为师傅。师傅平时喜欢喝几口，我便托人到西安去买了两瓶西凤酒，作为央托之礼。随后，拣师傅心情较好的一天，怀着忐忑的心情登门去了。师傅见我提酒上门，以为我要与他喝酒排遣，很是诧异，明白我的来意后极其难受。他痛心疾首地握着我的手说：“小杨，你怎么也做这种违心事？你让别人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吗？”看到师傅如此义愤，我自惭形秽。过了一会他又说：“这样吧，酒留下，酒钱拿去，回去后安心工作，耐心等待，调动的事，由我来替你操办”。我如遇亲人，痛哭失声。

马书记厚道人，答应的事放在心上。没多久，便了解到我的请调报告搁浅在车间主任施老头那儿。我们的车间很大，要求调动人很多。我进厂10年，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施主任把我当作车间的“主力队员”，舍不得放。马书记与施主任是当初睡在一个工棚里的上下铺的“赤膊兄弟”，无话不说。当马书记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便提着酒直奔施主任家。酒足饭饱后，马师傅便提出我的请调问题，并请施主任体谅我的家庭困难。他说：“老施啊！你看不见我天天伺候你弟妹的苦楚吗？瘫痪在床的病人一刻也离不开家人照料啊！小杨再能干再先进，咱也不能留啊！”

马书记还向施主任表示，小杨走了，少了生产能手，我再为你培养。施主任听了马书记这番话，不再犹豫，当即表示签字放人。时隔不久，厂劳资处的批文下来了，同意我调回上海。

转瞬之间四十多年过去了，马书记令我永生不忘，不知他老人家还健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