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丁盛金（国权一居民区）

我出生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夕，70年来，我跟随着新中国铿锵前行的步伐成长起来。

小学四年级前，我寄居在故乡扬州。我在脚踏式风琴声中学会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并在“我们新中国儿童，我们新少年先锋……”的歌声中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六十年代初，我考入上海市培光中学，学校前身是“五卅”运动发生地——上海老闸巡捕房。母校注重革命传统教育，新生入校第一堂课就是看反映上海工人运动的沪剧电影《星星之火》。每年儿童节，学校都要举行传承革命火炬营火活动；“红五月”里，学校还会邀请革命前辈和先进人物来校作报告。如《我的一家》的作者陶承妈妈，上海工人运动的工人领袖刘长胜，时任“南京路上好八连”指导员，还有我们的校友、乒乓名宿徐寅生。

初二那年，我被学校选拔参加市国庆游行，整个暑假我都在光明中学进行队列排练。国庆节那天，当我们肩扛着“时刻准备着”大字标语牌，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音乐声中，昂首阔步通过大会主席台时，我心中充满着自豪、激动，当然也还有些骄傲。

1969年1月，我进入百年老厂上海汽水厂（即正广和汽水厂）工作。当时，我们厂是全市最大的防暑降温饮料生产厂家，承担着全市的劳防福利重大任务。每到盛夏，全厂“战高温、夺高产”的生产热潮空前高潮。在工厂“青年突击队”的劳动号子声中，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国有企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企业和广大员工都经受了凤凰涅?般的考验。在厂党组织的鼓励下，我率先“下河试水”，将原先纯生产型的车间变为“产、供、销一条龙”，经济上独立核算，税利大承包。而后，遵照市委对国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产业转移策略，把厂迁移到远郊。可以说，当时我在国有企业转制方面，也算是全厂第一位“吃蟹”之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