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春炎

其实，经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的人们，都很注意节俭，尤其是当过农民的人，对每一粒粮食都十分珍惜，因为他们真真切切理解每一颗粮食的来之不易。

我本人也是农民出身，小时候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农业劳动。那时候，上海郊区的农民都种水稻，从下种到收割，每一道工序都十分辛苦。比如从犁地开始，有耕牛的“大户”人家，可以用牛来犁地，没有耕牛的贫困户，只能用铁搭（一种类似锄头的农具）来翻地，这种农活干起来十分吃力，效率又很低，一天下来常常是腰酸背痛头昏眼花也干不了多少。

地翻好把泥块削细平整后就要插秧，这道工序考验的是腰功，90多度弯腰插秧，插好一行累得想躺在田埂上不愿再起来，但是季节不等人，必须起早贪黑持续数小时数日不停地干，一旦耽误农时收成大大减少。

盛夏季节，要干的农活是耘稻，就是在水稻田里除去杂草。这个时候是全年的高温季节，水稻田里的水很烫。上午还好一点，下午干活的时候，有的人心理准备不充分，下到水田又马上烫得跑回田埂上，得用水稻田里的水不停地朝自己脚上浇，慢慢适应一下，再鼓足勇气下去干活。

下面是烫水，上面是火辣辣的太阳，不多久就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等到稻子成熟后，收割水稻也是一项重体力活，把水稻割下来晒干，捆成一捆一捆，然后用专用的绳子、扁担挑回家，最后脱粒储藏，都是重活累活。其中尤以用镰刀割稻最为费劲，往往是收工回来，吃了饭连洗脸洗脚最好都免了，倒头睡到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浑身上下哪儿都酸痛，有一种下不了床的感觉。

那个年代的人真正体会过缺粮的艰苦。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全国都缺少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农民把自己种的粮食必须统统卖给国家，然后再由国家按照人口统一供给每个人的口粮。大人每人每月30斤，小孩按照不同年龄供给。每月30斤口粮按照现在的粮食消费水平来说应该不少了，但是农民干那么重的体力劳动，每天一斤实在不够吃，况且这30斤粮食中还有一部分杂粮。再加上基本没有荤菜，只有一点蔬菜，所以，农民缺粮问题更加突出。

我记得，那时候人们十分珍惜粮食，烧饭的时候就开始精打细算，烧好饭后给每个人分好，保证每个家庭成员之间相对公平，维持最起码的需要。那时候感觉吃什么都是香的，有时候用米糠和成面，放一点糖精，在锅里烙成一张饼，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有时候弄到一些黄豆压榨豆油后的渣饼，吃起来也感觉像是吃油炸花生米一样又香又脆；就是难得买到一点豆腐渣，做成的烙饼也吃得狼吞虎咽。总之，凡是能吃的东西，就绝对不浪费，更不用说是大米和白面了。有时候吃饭时不小心把米饭掉地上了，也要捡起来弄干净把它吃进肚子里。平时是很少吃到白米饭的，经常是在大米里边加点萝卜叶子、菜叶子一起煮，这样看起来可以得到更多的米饭。有时候来了客人，米饭里再放“辅料”有失待客之道，就把大米炒一下再煮饭，实际像“爆米花”一样，可以出更多的米饭。但是这种饭不顶饿，即使当时吃饱了，稍微过一会就又觉得饿了。当时，逢年过节最“奢侈”的念想就是敞开肚子吃一顿不加任何“辅料”的白米饭。

其实中国人历来讲节俭。朱子家训里就有：“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现在虽然生活好了，不愁吃不愁穿，但是我们对待粮食和其他各类物资，仍应保持十分珍惜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