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四面环山，从马兰向北，进入崎岖的盘山路，翻过几个山头，再走进一个小小的盆地，曾经的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也称“国防科委第21研究所”，简称“21所”）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在红山，山头上，碎石嶙峋。山沟里，顺着积雪融化形成的小溪站立着几颗老榆树，还有几颗白杨树，没有树林，也没有草地，更没有鲜花。天空，看不到飞鸟。在21所没有进驻以前，那里曾是一个寂静没有生机的世界。

21所定点红山之后，“天建”和“兰建”的职工，首先打破了红山的寂静，不到两年时间，建起办公大楼、实验室、宿舍、饭堂、学校、幼儿园、服务社、澡堂、医院、工厂厂房、锅炉房、“天然”自来水塔，铸就了一个独立的小世界。

但是，那里的生活条件仍然极为艰苦。

20世纪60年代，蔬菜基本上靠自己种，冬天几乎是土豆大白菜，鸡蛋是自己养鸡下，主食为馒头和窝窝头，一个星期可能吃不上一顿大米饭。每次进场执行任务，都是一次新的战斗。研究人员走的是“搓板路”（像洗衣服的搓板一样的路），每天营地和工号间来回要走数十公里。住的是不避风沙的帐篷，8个人一顶，冬天，寒风直刺被窝，个个“升官”当“团长”。喝的是“泥浆水”，吃的是“沙粒饭”。但所有人并没有因艰苦的生活条件而退缩，始终坚持开展核试验工作。

在莘庄，也住着一对将青春奉献给红山的老夫妻。在那里，他们无私地、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用才华建设着红山。

1965年，国防科委领导与干事来到清华大学，动员毕业生们前往新疆，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力量。作为一名党员，年轻的李荣翔义不容辞地报名参与，经党组织研究，他被分配到21所。

在21所期间，李荣翔先后从事光辐射测量探测器的研制和X光测温技术的研究工作。为了获取准确的核爆数据，李荣翔几乎每天4点起床奔赴研究所开展工作，至深夜才回到家，为核试验工作做出了许多成绩。

工作中，他一丝不苟，兢兢业业。比如他所在科室过去执行测温任务的算法中，认为用汤姆逊散射理论计算出的散射噪声可以忽略。但是，他认为对于计算公式中某个重要物理量的取舍，是件很慎重的事情。他认真地查阅了相关资料，按照汤姆逊散射理论计算出的相干散射噪声、非相干散射噪声不能忽略。

又比如在孙瑞蕃教授的鼓励、支持和指导下，在同事的共同努力下，由李荣翔负责的某次任务的X光测温项目，γ-X光关联探头捕捉到了真实信号，与他们计算的波形差不多。这次所获得的数据，得到了试验数据分析会议中多位专家的认可，被确定为基准做综合曲线。他个人曾荣获三等功、先进科技工作者等，其参与的课题、项目多次获得国防科工委二等、四等、五等奖励、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三等奖。

与李荣翔不同，他的妻子张艺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无线电系雷达专业。她被分配到21所第四研究室，负责全试验场区全部测试项目、仪器、设备和产品的同步控制，空爆时产品信号的同步跟踪，核电磁脉冲的测量、防护和加固。

上世纪80年代的人们月工资都是在几十元以内的，而每一次核试验成本都是以万元乃至亿元作为单位计算的。作为担负试验控制的第四研究室中的一员，每次核爆炸之前，张艺都是集中十二万分的注意。因为只有在准确的时间捕捉到信号，并准确无误地传送到总控制台，主控制台指令信号才能瞬间到达整个核试验场区各个测试工号或者测试点上，爆炸所关联的核辐射信号、光学信号、力学信号等所有的测试仪器和设备才能够开始运作。可谓是责任重大。因此，工作中张艺研制的各类仪器，曾多次获得国防科工委科技成果四、五等奖。

除了是科研人员外，张艺更是一位母亲。她每天忙碌于工号和家之间，往往都是给孩子们烧好饭，就立马赶到工号继续开展研究工作，直至深夜。采访时，她说：“现在的上班族有双休日、有加班的说法。过去，我们是没有的。每次的核试验，都要用数年的时间来准备，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但大家都很认真的做着准备，一点都不觉得苦，不觉得累。”

“过去有一种精神，即工作第一、革命第一、集体第一、他人第一，是这种精神指引与激励他走上了核试验的道路。”李荣翔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才让他们更加坚定信心，努力工作，为核试验事业的发展奉献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