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端恒（上海花城）

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个一百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推翻“三座大山”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直到脱贫致富奔小康,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每一件都值得歌颂。

我是大上海的一个小市民,不可能写出什么重大事件和伟大事业,只能说说发生在我身边、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到、伸手摸得着的平凡小事而已。上海历来是个住房条件差、困难多的大城市,要解决上海市民的住房问题,可谓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住房是上海市民最大的祈盼和聚焦点。

大上海虽然有繁华的南京路,热闹的四川路,典雅的淮海路,宁静的衡山路,但还是像墨西哥电影《大墙后面》那样,大墙遮挡不住大墙后面的尴尬景象。在1970年代前,上海很多居民家吃喝拉撒在同一个房间里,司空见惯。生煤炉、倒马桶是每天的必修课,一个是晨曲,一个是晚歌。搭阁楼、打地铺、螺蛳壳里做道场,几乎家家如此。合用一个厨房间,共用一只水龙头,是一条独特的风景线,称为“厨房交响乐”。美其名曰“石库门”,不是独门独户一家享用,而是东西厢房一隔为三住三家,隔得了视线,隔不断声音，客堂间“三代同堂”热闹非凡。亭子间,老虎窗是上海独特的空间,楼上楼下几十家,如此这般,戏称称为“七十二家房客”。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几乎没有造过房子,居住情况更是雪上加雪,很多年轻人因为没有房子结不了婚。有一对兄弟共住八平方米的棚棚房,结了婚后,一三五哥哥住,二四六弟弟住,平时回父母家打打地铺挤一挤,孩子也不敢生。

改革开放后,造起了许多封闭式小区,有单幢别墅、联体别墅、有高层、有小高层的小区。建起了一幢幢商务楼、办公楼，高达一百多层,直穿云霄,与白云握手。国际饭店变成了“小弟弟”，人民广场连同人民公园四周高楼林立,变成了一个“大关井”。

开发浦东的进军号一吹响,陆家嘴的烂泥渡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笔直的世纪大道；延安路轮渡码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延安路遂道。建起了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国际会议中心、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等高楼大厦。陆家嘴变成了东外滩,雄姿不亚于西外滩,黄浦江上相继造起了杨浦大桥和南浦大桥两座跨江大桥。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上海市民感受最深的是住房条件的改善和提升，这也是最欣慰、最实惠的获得感。聊起住房之难之苦,我是一肚子苦水无处倒,笑中带有泪花,苦涩中含有喜悦,忆苦思甜也罢,忆甜思苦也罢,歌颂也罢,诉说也罢,任凭你理解和体会。

我1959年从浙江化工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化工医药设计院。弧身一人,举目无亲,不要说住房,连张床都没有,只好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这一住就住了整整三十年,三十年啊!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噢!

结婚后,由于夫妻分居,男方没有资格分房子,看着单位里一次次分房子,我只好望“房”兴叹。我爱人在浙江海盐沈荡镇工作,虽然路程不是很远,但那时交通很不方便,乘火车还要换轮船,这轮船就像电影《早春二月》里的小火轮一样开得很慢,如果碰到脱班一天都到不了。我爱人又是老师,每年寒暑假都要到上海来。她来时,我同房间的同事只好搬到别的房间去挤一挤,好在大家都是同病相怜,彼此理解,能互相体谅。春节时同事们都回乡过年团聚，也给我提供了大大的方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80年我院从市里分配到几个进沪的名额,好不容易有一个名额给了我。我院曾二次派人到学校商谈调动之事,那位连长出身的校长硬邦邦地说：不行。赵老师是正宗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我校唯一的一位现任教导主任，他说：“我校理化实验室正好缺个管理员,把老张调到我校来好了。”我院的同事觉得好笑,堂堂的工程师却让他洗烧瓶刷试管,可笑得无以言对。还言之凿凿地说：“退一步说,等赵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回校工作后，再考虑考虑这件事。”这一等,整整等了四年,等到几位师范毕业生回校工作了，我的名额差点被取消了。

1984年我爱人调来上海,分配到与我同一系统的上海医药学校。当时双方单位都没有现成的住房,我单位在集体宿舍走廊尽头隔了一小块地方,作为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像阿根廷电影《屋顶》一样,也像舞台布景一样,没有屋顶,阳光充足,空气流通。就是这么一间哭笑不得的“房间”,只能放一张床,一张小桌,两把椅子而已,再无插足之地了,一些物件只好“寄存”在我原来住的房间里。上厕所烧饭都要按号排队,女儿无法安置,只好寄托到一个孤老家里,每天一早赶到孤老家做早餐,打发女儿上学,晚上吃好晚饭安顿好女儿才回到自己的“家”。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难以言表。

1989年分到一间房在新华路上,是邮电局楼上的一间半直套间,南北通风,煤卫独用。我进行了装修,铺地板、贴墙纸、装浴缸,买了一套组合式家具,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一应俱全,塞得满满当当。女儿也有半间小天地,我的集体户口变成了居民户口,女儿也进了市三女中,好事成双,可喜可贺。当时的心境啊!可用十二个“舒”来表达：舒心、舒怀、舒畅、舒爽、舒宜、舒缓、舒适、舒服、舒展、舒顺、舒趟、舒坦。像西藏百万农奴挣脱了铁链翻身获得解放,像北京周口店猿人从黑暗的山洞里走进了阳光灿烂的伊甸园，像抗战胜利祖国解放一样,我和我的家人欢天喜地,无比喜悦。

当时,新华路被称为上海“上只角”的“上只角”，马路两边的法国梧桐铺天盖地,两边有星星点点的小洋房,人称“外国弄堂”。新华路东头是交通大学,西头是东华大学,有人说,走在新华路上的人有一半是教授，虽然夸大一点,倒也不假。新华路有新造的影城和民乐团、轻音乐乐团,文化气氛很浓。路过的汽车不能按喇叭,宁静而优雅。

1994年,以小换大,我在茅台路上的茅台花苑分到一套二室一厅、75平方米的福利房,当时市值三十万。我们进行了装修,铺了实木地板,做了壁厨。厨房间、卫生间的设备全部换掉,装了可调光的卷帘窗帘,买了一套意大利式的家具,装了日本产的空调机,正好一位台湾亲戚回大陆,给我们带来一只彩电和一架英文打字机,增光添彩不少,在当时来讲属于时尚奢华的了。

茅台花苑共有六幢二十六层的楼房组成,半圆形排列,当中是广场、花坛、喷水池,当中还有一幢小洋房,里面有老年活动室、图书室、多功能活动室等，内有托儿所、幼儿园、小超市。前门有71路终点站,出行很方便。后门有菜场、小商品市场、花鸟市场,周边有长宁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公园、长宁图书馆、长宁文化中心、街道卫生中心等,各方面都很方便。

1990年代初，高层电梯房还不多,亲朋好友的孩子来玩,乘电梯楼上楼下乱窜。他们开玩笑说：“老张,人家是鸟枪换炮,你是炮换核武器。”比喻不一定恰当,事实倒是如此。女儿也有了自己的闺房兼书房。

1996年,女儿从浙江大学毕业回沪工作,分配到远东出版社,出版社就在仙霞路,与茅台路临街,上班路程不到十分钟,中午也可回来吃饭,简直如同在家里上班。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这样好的机会,真是可望不可求。

1999年,女儿的婚事提上了议事日程,准备购买一套婚房。我正好看到长宁路上正在建造的一个小高层小区——上海花城。当时上海小高层小区不多,属于稀有资源,我们去看了房源,觉得小区布局合理,绿化面积多,房子结构精致,外墙用赭红色的瓷砖贴面,门框窗框都用白条子勾勒出来,近看远看都很醒目时尚。进了小区大门就是花坛、喷水池,水池中有一座飘带式的雕塑,还有大的下沉式广场,一条小溪把三者连成一体,有地面停车位和地下车库,各种设施都比较齐全超前。后面沿河有300米长、20米宽的“后花园”绿色带,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后门有一条又脏又黑又臭的苏州河,一时下不了决心。售楼人员看出了我们的犹豫不决,热情地向我们介绍：市里已成立了苏州河治理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有计划地对苏州河进行治理和改造。我们听听也有道理,苏州河总不至于这样一直脏下去黑下去臭下去吧!我们最终在小区中心买了一套一梯二户、二室二厅、南北通风、111平方米的婚房。上海花城共有十三幢房子,一千多户人家,每幢楼都用花命名,如牡丹楼、桂花楼、芙蓉楼……小区月月有花开,季季有花香,名副其实的花城。

苏州河经过十多年的治理不脏不黑不臭了,水也变清了。常常有江鸥在江面上飞翔,说明河里有小鱼小虾了。现在苏州河打通了,与河滨公园、九湾景观带连在一起,加上对岸普陀区一号绿地和长风公园,上海花城简直如同造在花园里。

2009年外孙女出生了,为了照顾小宝宝,我忍痛割爱，把茅台路的福利房置换到女儿小区的商品房。他们住前幢的三室二厅,我住在后幢的二室二厅,同是八层,前阳台对着后窗户,看也看得见,叫也叫得应,真是一碗汤的距离,相互照顾非常方便。

这就是住房给我带来的苦和乐,悲和喜。像我这样的小小老百姓一生三迁,那些有地位有钱财的人家,五迁六迁不稀奇。现在一家有好几套房子、一家住一个楼面的、一家住一幢别墅的多的是。

但事情总有两面性,上海还有很多棚户区要拆迁,很多老小区老房子要改建改造,那些住在老洋房里的人家反而成了困难户,成了“七十二家房客”，既不能动迁,又不能改造,非常尴尬。要彻底解决上海住房问题,还任重而道远。但我坚信,在第二个一百年到来之际,上海将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一颗耀眼明珠。美丽中国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大放光芒,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