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道林

某日，打开群里转发的一个帖子，题为“Jezz酒吧创始人林栋甫……”，读到艺术多面手林栋甫初出茅庐时，上海译制片厂招生组看中了这个声音浑厚的年轻人，却因身在某区房修队的小林同志的身份性质是“集体所有制”，无法调入“全民所有制”的译制片厂。他的恩师邱岳峰爱莫能助……读到此处，拨动笔者心弦，记忆闸门被冲开。

计划经济年代，我国有两大所有制，一为“全民所有制”；二为“集体所有制”，“全民”自然高于“集体”。干部与工人有身份性质的区别：同是干部，全民干部比集体干部高出一头。集体所有制内还分出“大集体”和“小集体”的性质不同。在这一制度藩篱下，一般人想改变自己的“身份性质”，很难。一个集体企业职工想调入全民企业，没有招工指标，只能算借调，到月头领薪水和全民身份的职工不在“一张表”上。林栋甫当年就遇上了这道“坎”。那年月工人进机关当干部，纯属凤毛麟角。通常情况下，集体职工想进全民单位，难；全民职工要进机关，也难；集体职工要成为国家干部，难上加难。

笔者有过这“难上加难”的切身体会。当年，还是知青的我被抽调进县剧团工作。进团后填写的“职工登记表”中有一栏“企业性质”，团领导告知填“集体”。当时有点懵，老前辈告知，解放后戏班改建为剧团时填的是全民事业单位的“干部登记表”。1960年，动员机关干部下放，县里为了完成“下放指标”，将该剧团45名演职员列入下放名额，县机关党政干部就不用下放了。剧团从事业单位降格为大集体企业。当年的老艺人压根不知身份性质有多重要，始终以为“当干部是唱戏，当工人也是唱戏。”

让笔者知道这利害关系的是一次工作调动。1981年，滁县地区文工团（今滁州市歌舞团）调我去该团工作。团长跟我说：“小道，因为身份性质不同，你的档案关系暂时先放在地区文化系统的劳服公司，等转干指标来了，我就给你转身份，你得有耐心喔！”

按照先来后到的惯例，我当时是排在等候指标的第二位。第二年来了一个指标，排在第一位的解决了。第三年，局里没分指标下来，熬到第四年又来一个指标，该轮到我了。万万年没想到的是，这个指标给了一个刚退伍的某县供电局架线班的电工（借来搞舞美灯光），让我等排队等指标的演员们傻了眼。一打听，此人是关系户。我咽不下这口气，层层上访，把诉状递到了分管宣传文化的地委副书记手里。状，告赢了，那个电工灰溜溜地回原单位去了。利，我没得到，指标最后给了一个来应考声乐演员的待业女青年。

我得罪了领导，转干无望，另谋他途。第一步我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取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专学历。第二步，参加了1991年安徽省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干考试。我成为所在凤阳县2名“五大生”（电大、职大、函大、夜大和自考毕业生）招干指标中的一名。参加的考生多达360多人，而分配指标仅2名，录取比例为0.56%。揭榜后不久，我填写了中组部统一印制的“干部履历表”，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当时不称公务员）。

高兴劲很快过去。因为，我还在大集体性质的轧花厂上班，别说适合我擅长的宣传文化部门进不去，就连主管部门县供销社也进不去。

最终让我进入机关工作，是人事制度发生改革后的1996年。那年，我通过人才招聘回到了家乡上海。先是在新泾镇政府机关工作，后调入长宁区政府办公室工作直至退休。